1953年是建國四年來大事怪事迭出的一年，在中共曆史上留下難忘的一頁，深深烙印在人們的腦海裡。毛澤東主席設想黨中央分一線、二線領導，國家行政機關改為部長會議，準備召開黨的代表會議和首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成立議會(即人大常委會)；實施第一個五年計劃，進行大規模經濟建設等；出現了中組部副部長私自擬出八屆中央核心領導人選兩組名單的怪事；旨在“貶劉擁毛”的中央第五號人物，驟然變成了“要打倒”毛澤東、“反黨篡權”的“地下司令部”的司令，後來演出中共建黨以來第一出中央政治局委員、新中國首任副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自殺身亡的悲劇，被定為建國初最大的“反黨、反中央”和“反毛主席”，“推翻黨中央”，“篡奪黨和國家最高權力”的曆史大案，也是“鐵案”；毛澤東自遵義會議以來至逝世時唯一一次未出席四中全會，而讓他不信任、不放心且是高崗的對手劉少奇主持中央全會揭批高崗的問題；高崗為堅持什麼“路線”而死，至今說不清楚，這還不夠奇怪嘛。1953年，中央究竟發生幾件什麼事情，導致毛澤東對他的戰友、能加強中央委員會工作的乾練領導並依靠抓經濟工作的高崗，突然不滿直至打倒、“搞死”呢？個中發展變化的事情比較複雜，怪就怪在毛澤東支持高崗反右傾錯誤的代表人物劉少奇，突然變成反對反右傾的高崗且被打倒。主要有這麼幾件：第一件 中組部副部長安子文私擬“八大”兩組中央政治局委員和中央幾個要害部門領導人的名單，天上捅了個大窟窿。在中央的一個會議上批評了安子文，安作了自我批評，隻給了個黨內警告處分了結。毛澤東怕張揚出去影響中共權威，也擔心引起軍隊將領不滿，造成將相不和，親口交代“這件事再不許向外泄露”。高崗沒有按照毛澤東的交代辦。財經會議和組工會上，有人借批評財經工作和組織工作中的錯誤、右傾錯誤，企圖追其“兩組名單”後台，高崗和陳雲及個彆領導接觸交談中擴散了“有薄無林”的名單問題。11月底到12月，中央軍委擴大會議期間，毛澤東和一些軍區領導談話，在召見廣東軍區領導葉劍英、譚政談話時，譚政提到“有薄無林”是怎麼回事(因他們不了解其中內幕)？毛澤東反問：“你們怎麼知道的？誰給你們說的？”毛澤東對向外擴散更加惱火，他在中央的核心會上追問是“誰泄露出去”的問題，沒人承認。毛澤東意識到可能是高崗泄露的，散會時讓高崗留下單獨了解此事。他問高崗：你看是誰泄露出去的？高崗不敢承認是自己泄出去的，含糊其詞。毛又試探問：是不是饒漱石泄露的？高說不會的。他當著毛澤東麵撒謊欺騙。毛澤東認為私擬名單是錯誤的，擴散更是錯誤的。不過從會議上追查泄漏“名單”的事，說明毛不隻光給高崗看過名單。這樣，不僅使高崗自己陷於被動境地，也使毛澤東處於被動地位。第二件 毛澤東在財經會議開始時，召開政治局會議批評劉少奇的錯誤，對財經會議定了基調，主要批評離開總路線的右傾錯誤，使批薄浪潮居高不下，周恩來的結論講話也不好作。在討論周恩來的結論講話稿時，毛澤東對高崗批評薄一波轉交“東北一黨員”上書中央和中財委檢查鞍鋼鍋爐爆炸事件有看法，他攔住高崗批評薄一波的話說：你為什麼不準上書的人寫信給中央？東北的工作為什麼不能檢查？東北各省出了錯誤，你東北局還不是要進行批評、檢查！從筆者所接觸到的資料，這是毛澤東在會議場合對高崗第一次嚴厲批評。第三件 毛澤東吊起來高崗反對劉少奇錯誤的胃口，劉少奇感到自己的地位受到威脅，在毛澤東跟前失去信任，主動向毛澤東說好話，承認錯誤，並主動提出“退出政治局”，不管做什麼工作，“保證按主席的指示辦”，觸動了毛澤東的思想轉變，達到了各個擊破，互相抑製、誰也不能獲勝的目的，開始強調團結，讓劉少奇和高崗對話談心，消除隔閡，想讓他們各作批評與自我批評，溝通思想，增強團結，齊心協力搞好工作。高崗不願與劉少奇互相談心，在毛澤東麵前竟說：“我和他談？”他不但沒有找劉少奇談，而劉少奇兩次屈駕找上高崗門來談，並且作自我批評，表示改正錯誤，高崗沒誠心談。毛澤東對劉少奇看法已經改變，高崗絲毫未覺察和意識到這一點，反而錯誤地認為劉少奇感到自己失勢，地位動搖，兩次上門來向他求情，說好話的。於是他對劉少奇上門來不是躲避、冷落，就是輕描淡寫、敷衍塞責幾句，沒有和好的誠意，這就表現出他粗獷幼稚的方麵。談話後他又未向毛澤東彙報，卻對彆人講劉少奇沒有誠意，不肯作自我批評，而繼續散布對劉少奇不滿言論。劉少奇將談話不歡而散又受了高崗的批評情況，及時向毛澤東作了彙報，並說高崗對他不滿已到“仇恨”的程度。這就使毛澤東對高崗更加不滿。第四件 在財經會議期間，高崗和東北、中南一些領導人看望在香山養病的林彪和後來南下休假時，散布不滿劉少奇的言論和所謂“軍黨論”，更嚴重的是把毛澤東和高崗談話或者暗示作為旗幟打了出來，泄露了毛澤東的“先機”。被認為“誌不大、謀也不良”，“狹隘的很”。第五件 毛澤東提出黨中央實行一線二線領導，成立部長會議；開始第一個五年計劃以及“貝利亞事件”沸沸揚揚，大家都知道高崗是毛澤東的紅人，曾有些事未經傳達，可高崗直接知道且嘴巴也不牢，敢講話，講真話，尤其貝利亞事件是高崗直接到蘇聯聽取通報的，回來隻傳達到中央核心人。所以，不少人獲息後跑到高崗那裡探聽貝利亞的情況，部長會議如何建立，更多的是各大區和省市區領導，為他們管轄地區爭取投資，要求計委在他們那裡多安排些新上項目。到高崗家的人確實不少，薄一波來了解毛主席對財經會的意圖，李先念、陶鑄等來過東交民巷。當時，汽車很多，公安部還派人來疏導車輛，這樣就形成“東交民巷車水馬龍”的情形，消息傳到頤年堂，引起毛澤東的猜忌。第六件 征求醞釀黨和國家領導和體製中，有人向毛澤東當麵講：讓高崗做毛澤東的助手，中國就“前途無量”。還有人向毛澤東麵談和寫信，勸毛澤東多休息，少管事，保護身體。高崗替饒漱石說情，保護饒漱石，饒又替高崗鳴不平等，惹惱了毛澤東。 。第七件 毛澤東收到告高崗的匿名信件，說高崗有個秘密“小集團”，野心勃勃，先打倒誰，後打倒誰，都安排好了，把劉少奇推倒後就和你毛澤東對著乾，這是毛澤東最忌諱的。第八件 1953年秋，毛澤東想啟用康生，托高崗給饒漱石說，要饒和康生搞好關係，並說叫康生出來工作，高饒對康生有看法，不願意重用康生形成共識。這就栽下康生使儘吃奶的力氣挖高饒“莫須有”罪行的禍根。康生是政治局委員，在華東工作一直在饒的手下，不服氣饒漱石。毛澤東走高崗後門傳話啟用康生，高崗沒領情，這就禍上加禍。特彆是和高崗一向關係甚篤的陳雲，從無宿怨的鄧小平，向毛澤東報告了高崗“拉攏”他們挪動劉少奇的情況，並提到高崗已同彭德懷、林彪等人串連，更引起了疑心多的毛澤東更大猜忌和高度重視。毛澤東對上述種種跡象認為“很不正常”。作為一國之主，不得不深思遠慮，否則就有咫尺近憂。也就是說文官不聽話，武官難駕馭。何況高崗已表現出不聽話的苗頭，翅膀硬起來後會更難駕馭的可能。古語說：“武足以定國，文足以安邦。”在武將提刀定天下的時代已經過去，文人揮筆治社稷的新時期到來之際，將相不和，假若引起軍隊不滿，起來鬨事，借“挪”劉少奇之機，和自己對著乾起來，那就更麻煩了。況且，毛澤東自建國以來，就有擔憂“功高蓋主”的功臣，稱霸一方之隙。1952年決定拿掉大區的“軍權”，軍政委員會改為行政委員會，軍政分開，調原大區一把手到中央工作，加強中央集權領導，並討論了在適當時機撤銷各中央局和行政委員會，抽調乾部，充實中央機構和省市機關，大有曆代“削藩”相似情形。1953年12月15日，毛澤東召集中央有關領導開了一次小會，楊尚昆、胡喬木列席。毛澤東提出他最近身體不好。準備到南方修養一段。他不在京期間，由少奇代理主持中央工作，還是由中央幾個同誌輪流主持，讓大家考慮。劉少奇首先表態，書記處再加一兩個同誌輪流主持。朱德、高崗等表示讚同劉少奇的意見，主張輪流主持。周恩來表示，還是按照過去的慣例，由少奇主持，陳雲、鄧小平讚同周恩來的意見。彭德懷堅持輪流主持，他說還是輪流主持好，這樣可以發揮各人的創造性、發揮集體的智慧，能鍛煉領導才乾。劉少奇繼續謙讓“輪流主持吧”，發揮集體的智慧，能鍛煉領導才乾。經討論，意見不統一。毛澤東最後說：意見不大統一，你們可以交換一下意見，此事以後再議。會議結束後，高崗和鄧小平從會議室出來兩人相隨而行去停車場路上，邊走邊談。高崗說：主席去南方，中央工作還是輪流主持比較好。“少奇不怎麼穩”。鄧小平說：“還是少奇代理好。”高說：“把恩來推上來主持好不好？”鄧說：“這兩人比較還是少奇合適。”據高崗身邊工作人員說，高崗和鄧小平交談涉及人事僅此一次，並無什麼“談判”、“拉攏”、“交易”的過程。和陳雲交談就多啦。高崗碰了軟釘子後，雖然覺得鄧小平不讚成他自己的意見，但沒有在乎，認為小魚翻不了大浪的。此時的高崗如日中天，根本沒把鄧放在眼裡。實際上，毛澤東把高崗擺在調回中央的幾個大區頭頭之上，鄧小平不服氣，有看法。他是西南大區的頭頭，又是長征過來的，也有淮海戰役的功勞，放在高崗之下，自然不滿意的。高崗到停車場，沒有坐他的車，坐陳雲的車到陳雲家，兩人發生爭吵。高崗質問陳雲：“你怎麼在會上又是另一個態度？”我高崗對你陳雲是真心實意交換意見，將主席給我說的話都告訴你，你也表示同意主席的意見。今天你在會上跟著同意由劉少奇主持。你在與我研究時怎麼說的，你也同意輪流嘛！你說這樣可以體現集體領導，避免片麵和錯誤。可到會議上就變了，你和我講的話都忘了嗎？你還讓我在主席麵前給你說好話，你讓我怎麼交待！陳雲說：“我怎麼知道老毛是怎麼想的。”兩人爭得麵紅耳赤，不歡而散，“堡壘”開始裂縫。暴性子高崗回家後仍然非常氣憤，他說：“主席從1942年開始就認為陳雲右，說他是老牌機會主義，關鍵時他就拉稀，我還老給他在主席麵前說好話。”約12月16日，鄧小平向毛澤東反映高崗“拉攏”、他搞“交易”的情況。鄧小平知道高崗是能通天的人物，他小心翼翼地說：了解到高崗同誌的一點情況(據老同誌說是陳雲透露的)，他認為問題嚴重，不知好不好說？毛澤東說你大膽地談嘛，知無不言，言無不儘，言者無罪，聞者足戒嘛。鄧小平說，高崗找他談了對黨和國家體製調整的意見，主要講了高崗不讚成設總書記，讚成設副主席，要設副主席就多設幾個。高崗對劉少奇不滿意，說了劉少奇一些不好話，認為劉少奇不能當總書記，也不能當副主席。高崗說主席對周恩來也不滿意。他主張林彪擔任部長會議主席合適，他很推祟林彪，說了不少好話。毛澤東說，高崗對人事難道就不可以講嗎？鄧說有意見是可以講的。但是，應該光明正大，當麵講，會議上講，向黨講，而不應該背後隨便不負責任的散布議論，高崗反對少奇、恩來同誌，是打著主席的旗號。他說主席不滿意、不信任劉少奇同誌了，信任他高崗。這樣的話，危害特彆大，彆人很難相信，也很難不信，因為不能來找主席核實。高崗找他正式談判，要他和高采取共同行動，“一起拱倒劉少奇同誌”。彆的大區，他已做過工作了，得到林彪、彭德懷等支持。鄧小平還說，高崗反對劉少奇同誌已經不是一天二天的事了。他來中央工作不久，就聽到對劉少奇不利的議論，說劉少奇有“圈圈”。財經、組工會議，對劉少奇的議論甚至是“攻擊”，更是公開的了。這裡麵饒漱石配合很緊，給人一種“有組織、有計劃、有預謀的感覺。”“我勸高崗同誌，少奇同誌在黨內的地位是曆史形成的，改變這樣一種曆史形成的地位不適當”。高崗鬼迷心竅，根本聽不進去。曆史事實，高崗與鄧小平所謂“談判”，隻有12月15日中央小會結束後，高、鄧往停車場走時說的那幾句，再沒有找過鄧小平談判。是鄧小平曾到過高崗家，研究過農村經濟政策，提到中央體製問題，這是毛澤東讓中央領導醞釀的，鄧小平也同意輪流主持的。事實上，高崗不滿劉少奇的時間長了，前麵已寫到。七屆二中全會以來，高崗和毛澤東對建國方略認識一致，而對劉少奇在建國方略上有分歧意見，毛澤東堅持社會主義，劉少奇宣傳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這顯然是兩種不同的方向、路線。有相當一批中高級乾部對劉有意見。毛澤東多次當麵嚴厲批評劉少奇不按七屆二中全會決議辦，另搞一套的錯誤。高崗不僅給毛澤東反映過劉少奇的右傾錯誤，應該說“向黨講”了。同時，在報刊上發表文章和會議上報告、講話中，多次不點名地批評過劉少奇的觀點，都是毛澤東批準發表的。1952年1月那篇文章就是集中的表現。毛澤東問鄧小平：你看高崗的最終目的是什麼？鄧小平說有個人圖謀，他是想當總書記或第一副主席，還想當總理。他的胃口“大得很”。……善於摸石頭過河的陳雲，獲知毛澤東對劉少奇的態度改變的信息，陳雲加之12月15日和高崗發生爭吵，繼鄧小平之後(約17日)，征得毛澤東同意接談，徑直到毛澤東住處反映高崗找他交談黨和國家體製調整的看法並說了些出格的話，他認為有點“不正常”。他說，高崗講主席打算讓劉少奇搞議會，在談到為減輕主席的負擔，增設副主席還是設總書記時，高崗說他不讚成設總書記，讚成設副主席。他對劉少奇同誌意見很大，說少奇政治上不成熟，“七大”以來犯了一係列的原則錯誤，是黨內的資產階級思想。他反對少奇當總書記，也反對當副主席。他說主席已經不滿意周恩來，不信任劉少奇了，想叫林彪搞部長會議。如果要設副主席就多設幾個，“你一個，我一個。”陳雲說他當時不同意高崗的意見，才向主席反映。毛澤東反問道：你們過去一起長期工作，你認為他的主要“毛病是什麼？”陳雲說：高崗主要是自視甚高，居功驕傲，喜歡玩弄權術，老虎屁股摸不得……毛澤東說，高崗的這個情況，我要“作點調查”。陳雲在毛澤東眼中有點“右”。1949年調中央管財經口，財經工作中存在嚴重錯誤，他應承擔一定責任。財經會議期間，毛澤東名為“搬兵”，實要他到會說說話，認識錯誤，受點教育。客觀地說，建國初期，百廢待興，百業待舉。各大區由於戰爭時期形成的體製，黨政軍集中於一體，確有底大不動，難以統一協調的困難，國庫空虛，巧媳婦難為無米之炊。財經工作中有些錯誤也是難免的。至於陳雲高崗之間的關係，前麵已說到，從西北到東北乃至到中央，從未發現裂跡。隻在財經會議上涉及財經的錯誤，當然連帶上掃了陳雲一翅膀。在此前他倆共同商量“挪”劉少奇的位置，要設法幫助毛澤東解決好接班人問題，意見是一致的，也是按毛澤東意圖的。令人難以想到陳雲會把倆人商量的事情推在高崗一個人身上，成了拉攏陳雲分裂黨！篡奪最高權力的“罪狀”。鄧小平、陳雲反映後，毛澤東隨即召見周恩來談話時講了陳鄧向他反映高崗的問題後問道：你看對高崗如何處理？周說：我們黨剛剛勝利，剛剛建國，目前最需要的是黨內團結，帶領人民開始大規模的經濟建設，如果這個時候內部紛爭，對我們的事情很不利呀。毛澤東說：“高崗主要反對你和少奇”。周說，高崗的錯誤主要是分裂黨，奪取黨和國家的最高權力，是利欲熏心的野心家。他的錯誤，帶有一定的普遍意義和教育意義。我認為繼續搜集他的材料，才能通過對他的處理教育廣大黨員和乾部，達到黨內團結的目的。否則，會使相當一部分同誌對這場鬥爭誤解，甚至抵觸。這就成了先定性後查證。鄧小平、陳雲兩人的奏本和周恩來的意見，對毛澤東的思想深處觸動很大。18日，毛澤東召周恩來、陳雲、鄧小平談話，19日，毛又召陳、鄧談話，當天派陳雲南下沿高崗休假的路線，調查高崗與各地領導談話情況，並打招呼。毛澤東不滿劉、周是客觀事實，想“挪”劉少奇的位置，易總理的打算是存在的。他當麵對高崗講過“組閣”的問題。至於誰來接替總理一職，高、陳議論過的。據老同誌談和從當時有關資料看，原先總理人選林彪、高崗是毛澤東考慮視線之內。高崗死後，從林彪平步走紅、青雲直上的曆史看，證實了這一點。在此之前，毛澤東已聽到一些對劉少奇、周恩來和高崗的風言風語。特彆是鄧、陳對高崗搞活動、串聯大區領導和軍隊將領的工作彙報，又聯想到最近高崗在幾宗事上，不聽他的話，更引起毛澤東高度警覺。因為他知道陳、高關係一直很好；鄧小平過去和高崗沒有一塊工作過，一個在東北，一個在華東和西南，沒有私怨可言，鄧小平雖然先到中央工作，時間也不長，兩人關係還好，高崗對鄧小平還是器重的，鄧小平對高崗也是尊敬的，應該說這倆人反映的情況是客觀的，可信的。經過前思後想，再三考慮，覺得高崗背著他在下麵非議中央領導很惱火。毛澤東最反對背著他搞活動，對劉少奇、周恩來不滿就是由此而來的。他認為高崗把他和高崗個彆談議的事當令箭，打上他的旗號搞串連，對他當麵撒謊欺騙，弄得是非難辯，真假不分。毛澤東和劉少奇有分歧，是屬思想、路線、方向上的認識問題，經過批評教育，並在財經、組工會上作過自我檢討，當麵向毛承認錯誤，可以達到統一。高崗現在就這樣搞，特彆是和各大區領導和將領串聯，危險性更大。此風不刹，說不定那一天搞到自己頭上。此種擔心有道理，也是必要的。建國後，毛澤東整人成了“癮”，“誰不聽他的話，他就要整誰”(鄧小平語)。高崗不聽毛澤東的話，挨整厄運勢所難免了。高崗獲知鄧小平、陳雲向毛澤東報告了他的言行後，他又一次求見毛澤東為饒漱石說情解脫，實為他自己求救。毛澤東說，我們上次已談過一次，你又有什麼急事要談？高崗說：最近有人要“整人”。劉少奇他們整饒漱石。鄧小平、陳雲背後說人的壞話，挑撥離間，製造磨擦。自我推薦饒漱石擔任組織部長以來，有人不高興，嫉妒我，說我的壞話。劉少奇、薄一波他們為排除異已，搞圈圈，鞏固自己的山頭，要整饒漱石同誌，請求主席幫助“解脫”。饒漱石同誌為了捍衛主席的路線而遭到劉少奇、安子文等人的打擊報複，需要主席出麵保護。不管他有什麼錯誤，總比薄一波他們乾淨的多。饒漱石是忠於主席的，他多次對我說過，“在我們黨內隻有毛主席的方向才是唯一正確的方向”。他和我一樣，對劉少奇同誌並無個人私怨，而是不滿他們站在資本家一邊處處為資產階級來考慮問題，主席多次批評少奇同誌，“正是基於這一點”，“饒漱石才對劉少奇同誌產生了看法。”高崗言外之意近乎說明，他們反對劉少奇是跟你毛澤東一起反對的，是你支持反對的。高崗替饒漱石說情後轉入為他自己求救於毛澤東。他說，他們不僅對饒漱石下手，也想置我於死地。他們看到主席對我的重用、信任，便眼紅嫉妒，不敢碰主席，在我身上做文章。毛澤東明知故問：“有那麼嚴重嗎？”“的確很嚴重，他們看到主席把我和饒漱石都安排到有實權的位置上，沒有把他們的人安進去，恨之入骨。他們反對我和饒漱石並不是真正的目的，這是他們使出的‘清君側’的花招。我個人去留都是小事，我為主席擔心，怕他們把主席架空，他們想當曹操，讓主席當漢獻帝，有朝一日他們會遭害你呀！希望主席深思。”現在的高崗痛哭流涕地敘說，毛主席來到陝北時，他正在危難之際，某些犯有“左”傾錯誤的領導同誌，要置他於死地，主席沒有見死不救，從生命危急的情況下搭救出來。沒有主席的搭救，我早就去陰曹地府了。主席對我恩重如山，為報答主席的大恩，始終跟主席走，就是肝腦塗地，粉身碎骨，再所不惜。“維護主席在黨的權威，帶領全黨走社會主義，才觸犯了一些人。”他們已經暗中組織力量，對我和饒漱石下手，彆人救不了，現在就靠“主席才有這個權威和力量。”他還說了些對陳雲很難聽的話。高崗向毛澤東救命之恩和對毛的忠心耿耿未必不是發至肺腑之言。1935年陝北“肅反”中沒有毛澤東和黨中央的那次搭救和後來的器重，即使僥幸活下來，也不會活得快樂，更不可能升遷到黨和國家領導人的高位。高崗求救的這番話，毛澤東聽了有些反感，因為他已經發現高崗不大聽他的話，並且聽了鄧小平、陳雲的揭發後，正在找人調查、談話、打招呼。但是，在高崗的求救下，對他不能不有所觸動追憶往事和深思。也許回想起自從他帶領中央紅軍爬雪山過草地奔波、疲憊不堪地到陝北有了“家”，安身立命、落地生根以來，到1948年離開陝北，是他奪天下的曆史中居住時間最長的地方，也是毛澤東思想成熟、體係形成的黃金時代、黃金地方，寫了大量著作，是馬列主義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實驗“聖地”，又是安靜地坐在土窯洞指揮抗戰和解放戰爭勝利的老根據地。他和高崗一塊共事十來年，也是時間最長的時期。他們都是農民的兒子，從思想感情上、勤奮工作和革命誌向，情投意合，上乎下應，協調融洽，沒有發現高崗有什麼不忠、不順的思想行為，互相之間從未發生任何矛盾。凡是經毛澤東搭救過的人都對他是最忠誠的。此時，高崗同劉少奇的矛盾，是方向上、道路上、正確與錯誤方麵的分歧、也正是他毛澤東與劉少奇之間的分歧，也不排除與他自己支持高崗而抑製劉少奇有一定關係。毛澤東思索片刻後說：為人沒做虧心事，半夜敲門心不驚嘛，有什麼可怕的，天不會塌下來，地不會陷下去，你先回去，讓我調查考慮。並說：“你這二十多年來，不是跟某個人走，是跟黨中央走，跟黨的正確路線走，你要擺正黨和領袖的關係。”本來求救談得不錯，不識趣的武夫性格的高崗，在鬼使神差下突然冒出一句：“你是不是找饒漱石同誌談談。”這下衝怒了毛澤東，他對饒漱石在組工會議上的做法和對他自己的頂碰就不滿，怒氣還耿耿於懷，對饒漱石很反感，更增加了毛澤東對高、饒的疑忌。他便生氣地說：饒漱石有事，為什麼他不來找我呢？你為什麼代表饒漱石說話，我在北京，饒漱石也在北京，他有腳嘛，他為什麼不直接來找我呢？在西藏還可以發電報嘛，偏要你找，又讓我再找他，這不是奇怪的事？高崗說：饒漱石同誌認為隻要把工作搞上去，就是對主席“最好的報告。”他接著講了饒漱石和劉少奇共事多年，深知其人，他表麵喊主席萬歲，喊主席思想，實際他不聽你的，你是知道的，他羽毛豐滿了，會奪你的權。高崗還一再表示要保護饒漱石。毛澤東批評高崗說：“你的羽毛還未豐滿，就已經不把我放在眼裡了”。聽說東北到處掛你的照片，喊高主席萬歲，不已經成了“東北王”了嘛。我已經講過，你不要再搞劉少奇他們的“小動作”了，現在需要我們團結，齊心協力地工作，“你為什麼不聽啊！”高崗說那是個彆群眾喊的，發現後很快讓辦公廳、宣傳部製止。我們這些人長期在根據地、南征北戰的武夫，不象一直在白區搞地下工作的人那樣善於偽裝，巧妙地掩蓋自己的真相……毛澤東擺手打斷高崗的話說，怎麼又在背後議論彆人。我早就給你講：“有話在會上講，擺在桌麵上”，你對劉少奇同誌有意見，有看法，我叫你們當麵互相談，為什麼不能當著他的麵談，非要在我跟前說呢？這種作風不好，很要不得，“你若不改正，非跌大跤不可。”毛澤東最後說：我送你一句話，叫“獨坐防心”。我看你是有“野心”的。你不要當頭，你的頭就是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不要當“陰”麵的什麼頭。中國曆史上有過“清君側”。那個不過是幌子，凡清君側者，大都想搞名堂，凡清君側者幾個有好下場？你要注意。他指出：“不要驕傲，不要逞英雄，要團結。”曹操說：夫英雄者，胸懷大誌，腹有良謀。你的誌不大，謀也不良。你把彆人都打倒了，剩下不多幾個孤家寡人，這個誌還大得了嗎？狹隘得很嘛。“你要反省，作自我批評。過而能改，善莫大焉。希望你改，下決心改，切切實實改。”從毛澤東最後對高崗說的這些話，對高崗的錯誤作了嚴厲的批評指出，也有保護之意。1953年12月24日揭露高崗問題的前夕，也是篤信救命恩人的毛澤東、忠貞不渝擁護毛澤東的高崗，最後一次和毛澤東單獨談話後，猶豫地離開了豐澤園這個康熙皇帝講禮的地方。毛澤東思緒萬千地目送高崗出門後，他自言自語：要黨和國家的團結？要高饒？看來毛澤東在高、饒問題上傷透了腦筋。自此，他倆二十年的革命友誼關係拉倒，蕩然無存了，高崗不僅“跌了大跤”，而且像繃急一樣掉下，跌入“陰曹”。中央紅軍長征途中，損兵折將，連毛澤東的兩個孩子都流落鄉間，杳無影蹤，部隊力量單薄，無後勤給養，饑寒交迫，沒有立腳之地，前途茫茫的時候，到達陝北落腳站穩。黨務委員會對劉誌丹、高崗平反中還留了一條尾巴，高崗頭上還戴著“右傾取消主義”和“對反革命自由主義”的兩頂帽子，他銳氣不餒，無悔無怨，日夜奔波，籌款擴兵，使中央紅軍重振軍威，東山再起。之後高崗率幾乎是空架子的騎兵團開到陝甘寧蒙邊招兵買馬，開創根據地，中央機關在瓦窯堡被敵人幾麵“圍剿”，晝夜不寧，不敢住紮，周恩來險些被敵俘，遷到陝甘寧蒙邊的保安縣。中央機關在保安駐紮期間，高崗東打西戰，為保衛黨中央、毛澤東主席的安全，險些喪命於反動分子暗算手裡；中央機關遷往延安時，他是打前站的，選擇住址，部署安全工作後，又不放心，怕有閃失，返回保安接護中央機關和毛澤東到延安。因為他對這一帶人、地、路熟。對保衛中央、毛澤東的確儘了最大努力，費了心血。抗戰時期，為保衛邊區、保衛西北、保衛黨中央和毛主席，建設模範根據地做出了巨大貢獻，為新中國成立奠定了雛形。解放戰爭時期，他到東北和其他領導一起創建根據地、擴大軍隊，解放東北，支援華北和解放全國又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建國後，在建設東北、幫助關內、支援抗美援朝和三反五反等勞績，舉世矚目，名揚中外。開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他堅定不移地向社會主義過渡，要在東北創立中國式的“蘇維埃社會主義樣板”，是毛澤東極積支持的，也是中共乃至全黨全國認定蘇聯是榜樣，又是毛澤東抑製劉少奇主張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一員乾將；調到中央工作後，毛澤東說他是難得的加強中央委員會工作的“乾練領導”。五十年代的現實，就是今天的曆史。過去任何一次政治運動，它不可能都是對的，肯定有錯的，有對的。鬥爭高崗亦如此。問題是應如何正確對待曆史人物，以實事求是為思想路線的執政黨，以史為鑒，該肯定的肯定，該否定的否定，這是對待曆史人物的正確之要。1953年發生的幾件事，導致毛澤東產生疑忌，戲劇性地頃刻之間，變換命題，高崗變成了階級敵人和資產階級在“黨內的代理人”。但從他的一生的言行中找不到什麼“代理”敵對階級方麵的什麼東西，找不到對共產黨、毛澤東有任何不滿的東西。他就是站在毛澤東一邊，按照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中央路線，反對劉少奇當時的右傾錯誤，是地地道道的、不折不扣的無產階級的“代理”人，倒黴還就倒黴在他跟毛澤東思想太緊，引起了個彆人眼紅、嫉妒，得罪了一些人。嫉妒是條毒蛇，它會使人變得狠毒。不幸的是中共領導中，竟然有人出現這種不良的心態，非把嫉妒的人打倒、整死而後快。就連鄧小平所作的指控高饒的報告中，也找不到反對黨、反黨中央、反對毛澤東的隻言片語，在周恩來的“發言提綱”裡也沒有見高崗說過毛澤東的“不是”的話。反而把毛澤東和高崗談話個彆觀點嫁接在高崗頭上，劉少奇的一些觀點又說成高崗的觀點。反對劉少奇的也就是在當時那些所謂“右傾”錯誤而已，挪挪位置，並非打倒。毛澤東曾問高崗：劉少奇是什麼性質的？高崗說：“黨內問題。”高崗替饒漱石說情和為自己求救挨批評之後，饒漱石也帶著雙重任務，直接到毛澤東處，一方麵為自己求救，一方麵替高崗說情。毛澤東對饒漱石講了加強團結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要饒和高劃清界限，不要再跟高崗跑。饒漱石深思良久說；高崗犯了什麼大不了的錯誤，他無非是向中央提了些建議嘛，即使是錯誤的建議，也不值得興師動眾。說高崗搞分裂，還是他們搞分裂？“主席，我真不明白你是怎麼想的，高崗同誌對你忠心耿耿，那一點對不起你。當年中央紅軍到陝北時，你最清楚，那是個什麼樣子，他為支持中央紅軍，保衛黨中央、保衛你的安全，得罪了地方反動勢力，差點丟了性命，難道你不知道？”毛澤東說：過去的功勞不能抵消現在的錯誤，你們要打倒劉少奇等“一大批乾部”(所謂“一大批”是寫“啟事”的人)，這不是分裂黨是什麼？饒說，那他們要打倒我們就不是分裂嗎？這就是毛澤東在1955年黨代會上說的：“饒漱石直到最後還要保高崗，抱得很緊。”高崗、饒漱石互相向毛澤東說情求救，成了定性“高饒聯盟”的一條證據。現在介紹一下高、饒是怎麼攪在一起的。饒漱石本來是劉少奇器重的人，他倆在滿洲省、新四軍一搭共過事。饒漱石是江西臨川人，生於1903年，比高崗長兩歲，1924年加入共青團，1926年轉黨，和高崗同年入團、黨。大革命時期，他曾在東北、浙西從事青年工作。1929年任青年團滿洲省委書記(劉少奇被捕後)代理中共滿洲省委書記。1932年任上海聯合工會主席兼中華全國工會秘書長，全國總工會上海執行局黨團書記。臨時中央局撤出上海後，他被派往蘇聯學習，並擔任全國總工會駐赤色職工國際代表。抗戰爆發後，他回國任中央華東局副書記。1941年，隨新四軍轉移途中，遭遇“皖南事變”，項英犧牲後，他代理華東局書記兼新四軍政委，1945年兼任山東軍區政委。“七大”被選為中央委員。1948年任華東局書記，華東軍區政委。建國後，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中央軍委委員，華東軍政委員會主席，華東局第一書記。1952年冬任國家計委委員，1953年春任中央組織部部長。建國前，高、饒並不十分熟悉，也沒什麼交情，更無私交。1946年，饒漱石在北平軍調部工作時擔任顧問，期間曾到東北了解執行停戰情況，他讚成高崗的意見，對劉少奇支持彭真錦西會戰和守長春，保四平的決定有看法，這是高饒產生共識之始，後來實踐證明高崗看法是對的，饒對高就另眼相看了。1952年，毛澤東帶楊尚昆、羅瑞卿到華東視察，聽取饒漱石彙報華東地區通貨膨脹，物資緊缺，經濟不景氣的情況。毛澤東讓饒漱石去東北“取經”，說東北的經濟搞得好，你和高崗同誌談談經濟問題。此後饒漱石和妻子陸璀來大連休假的時，恰好高崗和妻子李力群也在大連休息，還有從北京來這休息的何香凝、葵暢和張鼎承、胡喬木等。一天，高崗去看望饒漱石時，饒對高崗講：“毛主席對我講東北經濟建設搞得好，叫我向你‘取經’，你要無保留的給我介紹。”高崗說：“很不夠，還要努力……”他陪饒漱石參觀了一些地方，介紹了東北政治、經濟建設的情況。大連市在解放戰爭時期做出過巨大貢獻的著名城市，生產出大量炮彈和服裝等軍用物資和民用產品，對東北和華北、華東支援很大。饒漱石看到城市麵貌改變，市場繁榮，人心安定，男人西裝革履，女人衣裙鮮麗，到處欣欣向榮，蒸蒸日上的繁華景象。他看到高崗的威望也很高，在東北的乾部、群眾中有一種敬畏的尊重，到處看到辦公室掛著高崗的大照片(在建國初中央正副主席有掛像)，到處看到響應高主席的號召，建設新東北的巨幅標語。饒漱石通過耳聞目睹後，對東北成就嘖嘖讚歎，對高產生了敬仰羨慕之情。他向時任大連市委副書記陳伯村了解東北的經驗。他回到華東大講東北的成就和高崗的功績，推廣東北的經驗。不過，當時全國都在學習東北，連高崗領導學習毛主席著作經驗向全國推廣。難怪後來有人說：要說高饒有個“聯盟”，最先是毛澤東介紹的。饒漱石任中央組織部長，是高崗推薦，毛澤東、劉少奇同意的。饒到京工作看到了毛澤東對劉少奇不滿意、不信任的情況，他對劉少奇的右傾觀點原來就有些不滿意，自然和高崗的觀點合拍，不謀而合，從方向、路線上和思想認識上，把他們倆攪混到一起，從客觀事實來看，有沒有個“反黨聯盟”，硬要說有個“聯盟”，其實倒不如叫“反劉聯盟”還有點影子。加之他們認為中央有關要核部門實權長期掌握在所謂“白區黨”、“地下黨”一個山頭上的人手裡，以及“兩組名單”嫁禍於人等問題，更加把高、饒推到一起。鄧小平、陳雲揭發高崗的問題後，毛澤東遂排出談話人名單，進行調查了解。先後找許多人談話，打招呼，搞調查。他按排出的名單，分彆找羅瑞卿、陳毅、彭德懷、譚震林、葉劍英、賀龍、劉伯承、朱德、譚政等軍隊將領和鄧小平、陳雲、劉少奇、周恩來等黨政領導20多人談話，其中鄧小平、陳雲、彭德懷、陳毅等反複談了幾次，扭轉他們對高、饒的看法，不要跟高崗跑，不要上高崗的當。羅瑞卿被召至豐澤園，毛澤東問羅：高崗同誌休假到華東、中南轉一圈，你知道他講了些什麼？羅說：聽說他講的還是那老一套，什麼“槍杆子創造黨”，“天下是槍杆子打下來的”，劉少奇要堅持“私有製”等觀點。其實，羅在私下和高崗也談論過這些觀點。毛澤東以先聲奪人式說，原來他早就有那些高論，看來你也不讚成他的觀點。這就好，遇到問題多用腦子思考一下，看他究竟要乾什麼。“腦袋這個東西是專門用來想問題的而不是隻吃飯”。毛澤東問羅瑞卿：你說我退居二線，“中央一線工作誰來主持較好？”羅說：“主席退居二線，應該由少奇主持較好。不過最近對劉少奇很不利，威信受到影響，是不是……”毛搶先打斷羅瑞卿的話說，不就是高崗、饒漱石他們說的那些嗎？我看你的鼻子不靈。世界上的人睡覺，有的睡在床上，有的睡在鼓裡，我看你就睡在鼓裡。你知道有人搞陰謀詭計，在北京組織地下司令部嗎？羅說不知道。我知道你就不知道？你們說擁護我這麵旗幟，為什麼聽到這些話，不問問旗幟，這些是真是假就相信呢？現在，我正式告訴你，搞陰謀，組織地下司令部的，不是彆人，就是高崗。他要在我退居二線時，想當總書記或副主席。他對陳雲講，黨的副主席“你一個，我一個”。他放風說他讚成林彪當部長會議主席，你認為他真擁護林彪嗎？到時候林彪就沒有了，他就把林彪撇開了，他隻要打倒劉少奇？是要打倒我，也會打倒林彪。羅瑞卿原先和高崗的關係較好，據說“兩組名單”也向羅瑞卿透露，曾議論過劉少奇的錯誤言論。他眥瞪著雙眼，精神緊張地聽完毛澤東的批評和談話，才慢慢精神鬆馳下來，仍有點緊張地說：主席是給我打招呼？毛澤東嚴肅地說：不但是給你打，也想通過你這個公安部長給大家打，“叫大家不要上高崗的當”。這個人還欺騙了一些乾部，要把這些乾部奪回來。我們黨的曆次黨代會圍繞著人事都會有風波，這是規律，古今皆有。停一會兒後說，我說的這些話，暫時保密，你心裡有數就行了。再過幾天，我們要到杭州去，“上有天堂，下有蘇杭”。羅說我給浙江省公安廳打招呼，做好準備。毛說，咱們臨走前，政治局還要開會，到時候，你也參加會議。羅瑞卿明白了主席召他談話的嚴重性，他表示：請主席放心，“不管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我保證是主席的最忠誠的衛士，你指向那裡，我就打到那裡，即使粉身碎骨，也保證絕不後退！”毛澤東聽了羅瑞卿的表態後說，我將看你的行動，並囑托羅將談話可以轉達林彪、聶榮臻，不要向高崗講。因為他知道羅與高的關係，知道羅與自己的關係。羅瑞卿受寵若驚，回去立即以非常嚴峻的形勢，親自抓了一個辦公室，經毛澤東批準，負責對全國軍隊與之有關的電話監聽、監控、偵察，指使部下用公安偵察手段挖了一些材料，以對付“地下司令部”可能造成的突發事件。約12月20日，毛澤東通知劉少奇、周恩來等來豐澤園。毛澤東用極低沉聲音說，陳雲、鄧小平反映高崗最近找他們談話，“主要反對你們兩個”。“高風不高，饒不饒人”。他將陳、鄧兩人反映高崗的問題敘述後說：對高崗的問題要解決，並提出三種辦法：個彆談話，他認識到了，作自我批評，寫個檢討，這樣最好；開會批評整風，讓他威風掃地，羞於見人，沒有市場，促使他痛改前非；再不行，隻好采取斷然措施了。劉、周分彆講了要嚴肅處理高崗的意見。劉少奇首先發言，把高崗、饒漱石在財經、組工會議和與各大區領導之間串連以及南下休假活動的情況作了介紹，並表明了自己的態度：這是個野心家，他搞的“清君側”，企圖篡黨、篡軍、篡政。對於這樣的人，不管他過去資格多老，功勞多大，地位多高，都不能手軟，按照黨章的原則，“應予嚴肅處理”。從毛澤東提出的三條辦法中一、二兩種看，對高崗還是批評、教育、挽救而不是打倒。12月24日前的一天下午，毛澤東召集劉少奇、朱德、周恩來等中央領導開會商量解決高崗的問題。他以自責的口氣說，這個問題我也感到意外。看來識彆一個人很不容易。根據工作需要，中央對高崗、饒漱石是信任的，重用的。但他們仍然不滿意，竟然搞起陰謀活動。這個問題已到了非解決不可的地步。不徹底解決他們的問題，就會“毀掉一批乾部”。“大家商量一下，怎樣處理這個問題”。有人提出根據陳雲建議先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解決他們的問題，把薄一波也擴大進來，財經會議上他們把薄一波整的太過火了。毛澤東極為反感地說：“不要因這個會，否定那個會，各有各的帳！”奇怪的是，那個所謂的“肅反專家”反手為雲，複手為雨的兩麵派康生，曾多次告劉少奇是“叛徒集團”的頭子。他在發言時說，這次鬥爭是高崗他“自己挑起來的”。康生趁此機會正好對高崗發泄不滿和報複1943年延安整風審乾中高崗向毛澤東反映“搶救運動”偏差問題而受到批評的仇。毛澤東要高崗向饒漱石轉達啟用康生，高崗講了不同的看法，也傳到康生的耳朵裡，更增加了對高饒的仇恨。毛澤東聽完大家的發言，決定對高、饒進行審查處理。他說，對高崗這個人，我也沒看準。對於他們進行陰謀活動，開始我也不知道，知道後感到吃驚。接著，他把高、饒找他談話的過程和主要情況敘說一遍。值得注意的是，他強調指出：揭發高崗、饒漱石二同誌還要堅持團結——批評和自我批評，“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公式，力爭把他們“挽救過來”。這兩位同誌過去是有功勞的，不要全盤否定。開春決定的幾件事，有些沒有完成，如全國人代會、黨代會(劉少奇負責的)。朝鮮停戰協議簽字了(彭總負責的)，“一五”計劃製定了(高崗負責的)。彭總、高崗有功勞，“蘇聯援助的項目有七十多項上馬，中央和地方建設的大中型項目三千一百多個全麵鋪開。”國家計委的方針是“萬馬奔騰，四馬當先”，就是動力，原材料，煤電、水泥、鋼材當先。這就是他說的53年工作“一半一半”。這實際是對高崗、彭總1953年工作給予肯定，對劉少奇不點名地批評。毛澤東在談到那份“兩組名單”時，他泛指出中央的“老鼠屎，不止一粒，害群之馬，也不止一匹。”他談到陝北對他有一種“特殊感情”。他說1935年中央紅軍初到陝北那是個什麼樣的隊伍，身上爛衣破衫，有的連腳下的草鞋都不齊，幾個人一支槍，每支槍不足十發子彈。人地兩生，沒有後勤供養，吃飯靠打土豪臨時解決。是誰救了中央紅軍？是陝北紅軍，是劉誌丹、高崗、徐海東。他們聽到中央紅軍來了，熱情歡迎，給槍給物，給錢給糧，中央紅軍到陝北最困難的時候，多虧了陝北紅軍借給我們5千大洋呢，那幾千元錢，可是為我們幫了大忙！解決了燃眉之急，不象張國燾仗四方麵軍有幾萬人，想一口吃掉中央紅軍。陝北漢子熱情厚道，陝北紅軍歸中央統一指揮，打仗勇敢，恩來可以作證，少奇也清楚。如果陝北紅軍不接納，我們隻好繼續北上，過蒙古沙漠、外蒙草原，跑到蘇聯組織流亡政府了。果真那樣，大家想一想，後來中國革命發展如何？恐怕至今還被分割幾塊小根據地，被日偽和國民黨一次次“圍剿”。他又說，我在陝北住了十三年，創造了全國許多根據地，指揮武裝鬥爭。中國革命從“陝北走向全國，走向全麵勝利”。劉誌丹犧牲後，隻剩下高崗，還有習仲勳算一個，徐海東算半個，他剛從南方來的。高崗在陝甘寧邊區根據地建設有功績，在東北解放區有功績，抗美援朝有功績……當然，解決他們的問題，主要是批評和教育，開展鬥爭是完全必要的。你劉少奇的錯誤不算不嚴重，我隻給批評，不給處分。恩來的錯誤更嚴重，我也隻給批評嘛，對高崗也是這樣。經過批評教育，隻要他承認錯誤，願意改正，既往不咎(據楊芝芳、張秀山訪談記錄)。毛澤東建議在政治局擴大會議的基礎上，著手準備材料，解決高崗、饒漱石的問題，然後通過一個增強黨的團結的決定，“使大家都受到一次深刻的馬克思主義教育”。這就是楊尚昆回憶說毛主席對他說：批高是“過關”而已。朱德讚成毛澤東的方案說：“對！就要這一條。我們鬥來鬥去要鬥出團結來，達不到這個目的，豈不變成了內訌嗎？象太平天國後期那樣嗎？”劉、周表示也讚同毛澤東的意見。但劉少奇說了一句：對高饒搞“小集團”不能放過。決定做出後，毛澤東交待由劉少奇、周恩來負責解決。劉少奇一聽兩眼大瞪，對中央的五號人物處理毛不參加，他感到有些為難。最後商量定先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由毛澤東講一講，比較穩妥。1953年12月24日，毛澤東主持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這是決定高崗命運的一次關鍵會議。政治局委員全部出席，還有譚震林、陳毅、薄一波、鄧小平、羅瑞卿等列席會議。今天的高崗走進會議室看到氣氛不對勁，坐在沙發上一動不動，一支接一支吸煙，一改往常一進會場和這個寒暄，跟那個接談，談笑風生，愛走動走動，喜歡說個笑話，彆人講話時他插幾句的習慣。他平易近人，生性較好，工餘時間，和工作人打籃球、玩下棋、聊天、詢問工作和生活情況，與人相處融洽，沒有高乾架子。玩麻將、下棋輸了照樣鑽桌子。逢年過節，嘻嘻哈哈，不分高低，十分活躍、歡快。據曾經在中南海服務員李某談高崗時說，毛澤東、高崗、彭德懷參加會議時，要在他們的茶杯裡多放些茶葉。高崗素有愛直視人的習慣，給高崗倒水時被他看得很心慌。他問高崗同誌：“你看我怎麼了？高主席老盯我看……”高崗同誌說：“沒什麼，每次來新人，都要盯住看幾眼，再見就認識了。”高崗開會時嗑瓜子，抽煙最凶。特意在高崗座位的茶幾上多放一筒紙煙，因一筒不夠就要及時接上。他進會議室一坐下先不動茶，先抓那個中華煙筒，有時不等坐下便拿過煙筒，一支接著一支抽煙，隻點一次火，都是透屁股煙，煙巴也在缸裡冒尖，連煙灰缸裡也冒起火。高崗坐過的位置也最難打掃，煙灰煙巴到處有，踩在地板上，掃不淨，必須用拖把拖。後來有人嫌他吸煙，不吸煙的人有意見，增放糖果瓜子。高崗吸煙不誤吃糖、瓜子。又吃糖、又嗑瓜子，吸煙照常，手嘴很忙碌的，象進行一項什麼偉大事業一般。會議氣氛緊張，他的煙灰、瓜子皮到處亂飛，有時落到彆人身上。周總理、李富春直到散會時說：“咦！我身上那來的這麼多瓜子皮？”高才恍悟道：“怎麼吐到你身上了？糟糕呢……”服務員在清理會場時報怨說：“高主席抽煙像逮鬼子漢奸，又凶又狠；吃瓜子像八路軍攻城，又快又猛。”這和高崗正年富力強，心高氣盛，精力充沛，身體健康，生性又不拘小節有關。毛澤東說；今天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主要定一下我休假期間，誰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事情，還有其它問題議一下。他說：53年工作的基本情況，“成功率隻有50分，一半一半”(即停戰協議、5年計劃完成，黨代會、人代會未開)。53年工作不順利，問題出在中央，出在黨內，有些會議搞得烏煙瘴氣。毛澤東嚴肅地指出劉少奇的右傾表現有三點(即確保私有、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走向社會主義)，還指出了合作化和周恩來的新稅製等錯誤。劉、周表示了檢討的態度，說自己有錯誤和責任。毛澤東繼續講到，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過程中，“允許乾部犯錯誤，更要允許乾部改正錯誤。我們既要團結和自己意見相同的人一道工作，也要團結那些和自己意見不同的並且實踐證明是錯了的人一道工作”。批評了在財經、組工會議期間的錯誤(指高饒)，以及擴散“兩組名單”的錯誤。接著提出他要去杭州休假，到那裡起草憲法草案。他外出後由“誰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請大家討論一下。”劉少奇發言：我的意見，由書記處幾個同誌輪流主持，或者由恩來同誌主持。周恩來說：還是由少奇同誌主持吧。朱德讚成劉少奇的“輪流主持”的意見。按排名次序挨高崗表態了，他說我讚成少奇同誌的意見，由書記處同誌輪流主持。輪流好，可以加強集體領導，鍛煉乾部才能，發揮各人的積極性，創造性。高崗同意劉少奇的意見，是無可非議的，早在春季就準備依蘇聯部長會議輪流主持的辦法。況且在12月15日中央討論這個問題時懸而未決。按民主集中製的原則，毛澤東提出讓大家討論，都有發表自己意見的權利。卻有人說：高崗有意貶低劉少奇；有人說：高崗暴露了不可告人的目的。彭德懷、彭真等同意周恩來的意見，讚成劉少奇主持。誰也沒有料到那個兩麵派的康生表演的淋漓儘致，惟妙惟肖。早在華東工作時就寫信向毛澤東告劉少奇。在這次會議前不久，見不少人對劉少奇右傾觀點不滿，在毛澤東跟前失勢，他親自到毛澤東那裡反映劉少奇指使薄一波、安子文等“反共啟事”和搞資本主義等問題，他的卑劣目的直到文革打倒劉少奇才達到。他被毛澤東談話打招呼，並啟用了這個“專家”插手查高饒的問題。現在這個典型的兩麵派，看到報複高饒私怨的時機到了，趕緊落井下石。他不僅讚成劉少奇主持，還批評高崗的意見“片麵”。一向主張輪流主持的彭德懷聽了毛澤東和鄧小平打招呼談話後也讚成劉少奇主持，氣的高崗眼裡冒火。會後高崗質問過彭德懷，並發生了爭吵。高崗說：你原來一直堅持輪流主持，怎麼又支持周恩來的意見呢？彭德懷說：這是我的權利嘛。高崗哪能知道毛澤東和鄧小平給彭德懷做了爭取過去的工作。最後決定毛澤東南方休假期間，由劉少奇代理主持中央工作。毛澤東再次測試劉、高方麵的力量的對比，使高崗也知道力量對比的底子。高崗對和他關係好，且在挪動劉少奇位置和輪流主持中央工作意見一致，共同策進的一文(陳雲)一武(彭總)兩員大將失望了。毛澤東最後交代書記處抓一抓“黨內團結”的問題，可以搞一個增強黨內團結的決議，對全黨加強團結方麵的教育。他麵孔冷峻，話鋒一轉，態度嚴肅地說：“北京城有兩個司令部，一個是以我為首的司令部，這個司令部是刮陽風，燒陽火；第二個司令部以彆人為首的地下司令部，這個司令部是刮陰風，燒陰火。一股地下水。”我多次講過，全黨同誌必須團結在黨中央周圍，任何破壞團結的行為都是罪惡。隻要共產黨人團結一致，任何強大的敵人，任何困難的環境都向我們投降的。要不要團結，關鍵是要不要革命的問題。他還說，這兩個司令部，頤年堂可羅雀，東交民巷8號車水馬龍。他打著手勢說，中央的風這麼吹，他的風卻那麼吹，其目的就是要刮倒陽風，滅掉陽火，要打倒一批人。我們大家要注意。他臉轉向高崗說：我的話，你讚成不讚成。高表示：讚成。毛澤東氣忿忿地離座而走。毛澤東的180度大轉彎，是高崗始料未及的，正是狡猾的林彪在杭州對高崗說：“也得當心點，事情複雜，人更複雜。”高崗才真正感到大難降臨了，猶如五雷劈頂，踏著沉重的腳步離開會場，灰溜溜的乘車回家，思緒萬千，陷入茫然困惑之間，想來想去，自己給人當了“槍手”，“上當了”。現在對高崗來說，形勢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正是“天要塌下來了，地要陷下去了”。他的政治生命麵臨零界點的危險。高崗回到家裡，癱瘓在床上，翻來覆去的想，怎麼成了這個情況？怎麼成了“地下司令部”？刮陰風，燒陰火，地下水？風源、火源、水源，不都是從你毛澤東那裡來的嗎？使他痛悔不已，悔自己過於自信，也悔自己輕信毛澤東、陳雲、彭德懷等。他想來想去能救自己的隻有毛澤東有這個權威。他想通過原來和自己關係好的羅瑞卿陪毛澤東去南方的機會，為他做點工作，說幾句好話。他那裡知道毛澤東已給羅打過“招呼”，奪了過去。高崗信任羅瑞卿，羅對高也是尊敬的，尊崇高崗對平津戰役部署調整的建議和東北工作的成績。高崗和羅瑞卿交談“兩組名單”時，一致認為劉少奇、薄一波、安子文用巧妙方法，排擠毛主席的力量，羅向高出主意要搜集各方麵的反映和材料，直報主席。高崗隨即給羅瑞卿打電話告訴，他有事要到羅瑞卿家去談。羅瑞卿說，有事我抽時間到你那去。高崗說：好，工作忙也抽時間來一趟，我有重要事情要談。幾天前，羅瑞卿受到毛澤東的批評，又給他透露了高崗的問題。剛結束的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說東交民巷車水馬龍，近乎點了高崗的名，到高崗家去怕把自己陷進去，不去又不合適？他決定先給毛澤東彙報。羅瑞卿乘車來到中南海向毛澤東報告，毛澤東問：“他說有什麼事？”“他沒說。”羅說，我答應抽時間到他家裡去談。“那你快去一趟，看他說什麼，這個人個性剛強，我擔心他在形勢對他不利的時候要胡來，甚至鋌而走險。”羅瑞卿驅車來到東交民巷高崗家，高親自到門外迎候，並說：我還以為你不會來的。回家坐定後，高崗說：瑞卿啊，你會相信我是清白的。“毛主席總會有一天認識我高崗才是忠於他的。其餘那些人靠不住啊！主席對我誤解了，完全誤解了。”羅瑞卿說，你應相信毛主席的遠見。高崗是一個剛愎自用的人。他知道羅瑞卿和毛澤東接近多，關係也好且深得毛澤東的信任。想通過羅瑞卿向毛澤東給他說情，又不願落個求人說情的名堂。深思一會兒，他把話題轉到為關心毛澤東的安全問題方麵，也想表明他對毛澤東的忠心。他說，好了，我們不談這個了。我現在考慮的是，一定要保護好主席的安全。你隨主席外出，責任重大。你要很好的注意主席的安全和健康。毛主席的安全和健康是第一件大事。你可一定要注意呀！你要記住，毛主席檢查身體時，你在附近不離左右地看著，不要馬虎，千萬不要馬虎。高崗的擔心不無道理，他把自己的命運完全寄希望於毛澤東身上，他認為自己緊跟毛澤東，才引起彆人的嫉妒、眼睛發紅，聯手反對自己的客觀事實。毛澤東有個三長兩短，他自己一點希望也沒有了。羅瑞卿說：高主席你放心，我記住了，一定照辦，我會注意主席的安全和健康的，主席檢查身體時，我不會離開。高崗把話題又轉到國家大事上。他說毛主席去杭州主持起草憲法，這可是國家的大事啊，有了憲法，就要召開第一次全國人代會，國家的體製就要變動了，你轉告毛主席，要成立部長會議，部長會議主席我建議由林彪擔任。羅瑞卿聽得心裡失笑，高崗也是睡在“鼓裡”的人，人家已經決定處理你，還談這些有啥用。羅說，設部長會議主席的事，毛主席會考慮的，我們說多了效果不一定好吧。高崗說不見得吧，中央讓醞釀討論，主席還沒有表態。羅瑞卿告辭高崗，離開東交民巷徑直到中南海向毛澤東如實報告了他和高崗談話的內容。毛澤東認真聽取了羅的彙報後說：“我們走我們的吧，北京的事交少奇，恩來辦吧，他們會把這些事處理好的。”還說了一句耐人尋味的話：“他們北京鬥爭，我們南方休息，回來收拾戰場。”當晚，毛澤東動身到杭州去。火車停在前門車站，所帶的東西已搬上車箱。隨車去的人和警衛連共80多人待命出發，其中一個衛士拉肚子，抱著肚子亂轉，實在憋不住了，見毛澤東未到，跑到牆拐角剛蹲下正噴揚一地，毛澤東的小車恰好風馳電製到了，毛澤東一下汽車就匆匆上火車，火車即開動，從下汽車到上火車不足一分鐘，那位拉稀的戰士看到小車時，趕緊提著褲子便向火車跑來，車已經啟動走了，他被丟下。毛澤東出行的路線、地點和警衛方案他知道一些，丟下他就有泄露的可能。警衛連即報告領導，當即將那位戰士監護起來。之後，楊尚昆令其隨毛澤東信專機送到杭州。當江青獲知毛出巡，乘車趕到車站送行，火車已經出站，空跑了一趟。毛澤東到杭州在山上轉悠時碰見一座廟，廟裡隻住一個瞎一隻眼和尚，供桌台上放個簽筒，毛澤東讓攝影記者候波替他“抽一簽”，侯順手抽出一支竹簽，拿來和簽簿對看，意思是：命不好，家裡門外都不安寧。恰好應驗了毛澤東當時的處境，家裡江青正在鬨矛盾，家外高崗搞“陰謀”活動。毛澤東看了簽詞後哈哈大笑起來。毛澤東懷疑劉少奇曆史曾讓高崗查劉少奇的曆史問題，並支持反對劉少奇，現在又決定把解決高崗的問題的大權授予劉少奇等人。劉少奇手握上方寶劍，立即成立專案組並代表中央政治局、書記處宣布：周恩來、李富春、康生負責查處工作。長期閒置的兩麵派能手康生有了用武之地。“軸承脖子彈簧腰，頭上裝著順風標；嘴尖齒利猴腮臉，測風察雨觀氣候；陰謀暗算量肥瘦，東張西望費神勞”的康生，向來是借風駛舵，趁人之危，或者是溜尻拍馬，或者是捏造罪名，踩著彆人的脖子往上爬，是他慣用伎倆。他在共產國際工作期間，正是斯大林搞大整肅期間，學會了整人的手段，回國後依蘇聯辦法搞打壓不同意見者。1937年，他和王明回國前一起在莫斯科會見共產國際總書記季米特洛夫，當時季對中共所講的意見，他倆回到延安密不透氣。隻傳達了斯大林的抗戰要“服從統一戰線”觀點，並撈到政治局委員頭街。1943年整風審於中搬用蘇聯辦法亂整人。他本來和王明是一脈相承的人，回來後見毛澤東對王明不滿，他與王翻了臉。1945年中共七大會議期間，他覺察到氣候對他不利，因延安整風和審乾中搞“左”的那一套，傷害了無辜，為保住中央委員的位子，去各代表團活動。出席“七大”的代表團陝甘寧邊區代表團人數最多，加之1943年整風審乾後，有許多高乾對他有意見，他以推測和逼供的“假供”材料定性，與高崗產生了矛盾。所以，他擔心選票失落，專門到邊區代表團表功，不知恥地說他早在莫斯科就一慣反對王明，擁護毛澤東為領袖。他知道高崗是王明路線的受害者，有意見，他自己覺得他在毛澤東和一批高乾中失掉威信，便跑到高崗的房子哭鼻流涕，說一貫反對王明的，表明他在延安整風中的功勞，真是卑劣至極。後來經過毛澤東做工作，王明被選為中央委員，康生保住了政治局委員的頭街。六十年代初，劉少奇得勢時，康生巴結得不得了，親手修改《論共產黨員修養》再次出版。文化大革命運動中，劉少奇遭遇劫難時，他又說是“黑修養”，不講“無產階級專政”。揭批高饒和習賈劉、彭高習集團時的康生，紅的發紫，唾沫星子能點著火，給毛主席遞個紙條就成“最高指示”，成了抓“走卒”、“爪牙”“叛徒”、“走資派”和挖“黑線”、定“三反分子”的頭子，對挖劉少奇的“罪證”更是絞儘腦汁，無所用其極。趙健民，1959年在山東當副省長時，因說實話被舒同等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撤掉職務，七千人大會平反後調雲南工作。文化大革命開始時，雲南省是黨政軍受衝擊較嚴重的地方，衝擊軍區，揪鬥閆紅彥，一片混亂局麵。此時趙擔任雲南省省長，他回中央彙報情況，說工廠停產，學校停課，機關癱瘓，這怎麼行呢？在彙報中康生說：“你放毒，叛徒才騙人。你在國民黨監獄裡是怎樣自首的？”趙說：“我根本沒有自首過！”康生說：“憑我四十年的經驗，我有這個敏感，一眼就看出你是叛徒。”這樣就把趙健民送進了監牢。據資料說，文革中雲南省被批鬥的黨員、乾部10萬多人，致死1.4萬多人，打殘3.85萬多人，株連的人數更多。軍區司令閆紅彥死於文革中，死因一直未搞清。康生在過去挖敵特方麵做了一定工作，但負麵作用很大，他一貫憑“敏感”、“推理”、“刑訊逼供”定案，不知迫害了多少人。延安整風審乾搞搶救運動中，晉綏土改中和文革中製造了大批冤假錯案，逼死、批鬥的人無數。康生對江青巴結的不得了，憑借江青這個階梯往上爬。見毛澤東說江青有野心，加之《紅都女皇》一書出來後，敗露了天機，引起風波。康生見形勢不妙，江青靠不住了，為洗清自己，趕緊指使王海蓉、唐聞生向毛主席反映，江青是叛徒，徐明清、王觀瀾知道。江青是不是叛徒，說法頗多，徐明清不承認她清楚。1953年末，測風察雨觀氣候，隱身隻緣目光靈的康生，為自己往上爬打底墊，觀察到毛澤東視角倚重劉少奇。於是，他搖身一變，挖掘高饒“反黨篡權”的“罪證”，憑推測、敏感、分析手法極儘“肅反專家”之能事，無限上綱上線，這是他駕輕就熟的工作，馬到成功。1959年批“彭黃張周集團”時，積極的不得了，《紅旗》雜誌發表批判文章。1962年，為打“西北山頭”，以《劉誌丹》為突破口，大反“翻案風。”文革中用儘吃奶的力氣挖掘劉少奇的罪證，把高崗曾經反對劉少奇而被定罪的東西搬用到定罪劉少奇案裡。毛澤東到杭州劉莊下榻。他帶一批秀才有胡喬木、陳伯達、田家英等起草新中國第一部憲法。北京雖有劉少奇坐鎮代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仍受毛澤東遙控指揮。由楊尚昆乘專機來往北京一杭州上呈下傳聯絡。毛澤東對處理高、饒問題很傷腦筋。他知道高崗反對劉少奇的右傾錯誤和“挪”動位置，與他自己有關係，是無法避免的事實，處境為難，於是，他有意躲開比較超脫。其時，蘇聯部長會議副主席兼冶金工業部長捷沃西安，來中國參加鞍鋼三大工程改建落成典禮，高崗不想去，李富春、賈拓夫爭著要陪同捷沃參加典禮。1953年12月17日，高崗就此事和周恩來商量，高說不管他倆誰去一個，我就不去了。周說就你去，從地方來說，你是東北一把手，你得出席，誰也不能代替。從中央來說，你是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可以代表中央，中央不再派人了。從外交禮節來講，你陪同捷沃西安是對等的。並囑高崗在講話中可以代表毛主席表示祝賀，他們的獻禮，你可以代表毛主席接受。1953年12月25日下午高崗和隨行的外交部副部長伍修權、國家計委委員兼秘書長馬洪、翻譯李越然和高崗的秘書趙家梁等到達鞍山。26日，高崗陪捷沃西安參加了鞍鋼三大工程典禮大會，高崗在大會上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和毛主席對三大工程落成並開始生產表示祝賀，並代表毛主席接受了全體職工的獻禮。他在致祝辭中，讚揚了鞍鋼職工奮發努力，讚揚蘇聯無私援助的功績，闡述了中國工業發展形勢和前景以及工人階級的奮鬥精神，號召堅決貫徹總路線精神，變落後的農業國為工業國，為1954年大力發展工業經濟而奮鬥！高崗和捷沃私下交談時，說到中國要不要限製和逐步消滅私有製，實行公有製？捷沃西安說：不消滅資本主義還叫什麼社會主義。高崗從鞍鋼回到沈陽，以東北局書記身份，於12月28日，主持召開東北局常委擴大會議，他已經自我感悟到失勢，開始給劉少奇擦屁股了。他在講話中，一掃往常的威風，明顯表現出退卻態度。他首先傳達毛澤東關於加強黨的團結的指示，強調在毛主席休假期間，要在少奇同誌領導下做好各項工作，東北以林楓為首的東北局領導下，安排和做好1954年各項工作。因為林楓和劉少奇的關係不同一般，曾任過劉的秘書和中央工委組織部長。高崗這次去東北，想借此機會向東北局的同誌打招呼，消除過去一些對劉少奇不利的影響，做些補救工作，為時已晚。1954年1月初，周恩來給馬洪打電話說：捷沃西安和尤金要去上海，你立即轉告高崗，請他送捷、尤上飛機，一定要去，這是中央的決定。高崗奉命歡送捷、尤在沈陽上了飛機。高崗從沈陽到大連，看望在大連療養的徐海東、張鼎承等。他們談到中央紅軍到陝北和最近發生的事情時，幾人抱頭痛哭，徐海東說中央虧待了陝北，不是陝北救中央，中央不知成了什麼樣的結局，毛主席一到陝北高興的說：我們有了“家”，“陝北救了中央”。高崗同誌不同意這樣講，說中央救了陝北，也救了他自己。這就是在黨的八屆十二中全會上，也就是決定處理劉少奇的會議八大中委一半以上被打倒，毛澤東替張鼎承說情：他16歲就參加革命，沒什麼問題，可以參加會議嘛。周恩來說他和高崗、徐海東在大連抱頭痛哭說中央虧待了陝北，張被拒之會外。中委不夠半數以上無法舉行全會，臨時增補一部分委員。捷沃西安和尤金(蘇聯駐中國大使)，由中央編譯局局長、毛澤東的俄文翻譯師哲陪同經上海到杭州。1月3日下午，毛澤東和捷沃西安、尤金談話中說：你們倆位都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的朋友，實不相瞞，我們黨內或許也是國內要出亂子了。我今天說的隻是一種可能性。將來情況如何變化，還要等等看。“這個亂子的性質，用一句話來說，就是有人要打倒我。”他接著講了中國曆史上春秋、戰國時期的曆史，中國曆史上曾出過“秦楚之戰，秦滅六國”。他用手指著師哲(陝西韓城人)說，秦就是他們陝西；又指著他自己說，楚就是我們湖南。這是曆史上的事實。那麼現在怎麼樣？還要等等看。毛澤東所說陝西並指向師哲，捷、尤聽後有點糊塗。他們回到住所相互交談。他倆交談時神秘兮兮，不讓師哲聽到，對師哲的態度也不大友好，誤以為師哲要“打倒毛澤東”，為什麼又讓他來陪同、翻譯？他們一直未搞清楚，一路上和師哲關係疏遠。高崗反對劉少奇是旗幟鮮明的，而毛澤東對羅瑞卿、捷沃西安、尤金說：高崗要打倒他自己。這些事確有點令人費解。1994年筆者走訪師哲老人時，他回憶說：我心裡清楚毛主席所說陝西是指高崗，我也不便告訴外國人。師哲對高崗政治強，有能力，魄力大，決策執政，精明能乾，很佩服，認為他是中國黨內一個了不起的人才。師哲曾經在陝甘寧邊區保安處工作時，在毛澤東跟前講過這些意思。後來高崗垮台了，毛澤東問師哲：你曾說高崗如何能乾，有能力……師哲說那時候你也不是很器重高崗嗎？毛澤東笑了。筆者提到1950年春，師老跟毛主席訪問蘇聯期間，斯大林給毛主席一封柯瓦廖夫寫的信，你知道嗎？師說：知道。毛主席接過信翻了一下轉給我，他不懂俄文。會談後，我把信的主要內容給毛主席說了，都是不值一提的。正如斯大林說的，柯“是個技術員，不懂政治，還硬要往政治裡鑽。”他接著說：柯瓦廖夫是蘇聯鐵道部副部長，來中國東北與我們共管中長鐵路。他自稱是斯大林的代表，耀武揚威，柯帶來些蘇聯姑娘鬼混，沉迷在酒色之中。1949年夏秋間中國代表團訪蘇特彆在三大戰役前，蘇聯對中國腳踏兩隻船，斯大林對中共抱懷疑，對國民黨存幻想，東北解放前，他們認為中共是“典型的農民黨”，土地“改良者”，軍隊是“遊擊隊”，鬥不過蔣介石，控製不了中國局麵。遼沈戰役後，中共牢牢控製了局麵，他們刮目相看了，但仍持疑，阻止打過長江，企圖造成“南北朝”。蘇聯在東北各省有情報人員，到處搜集情報，了解中共和國民黨的東西，和兩方的人都接觸，有真有假的，信中說中共高層領導裡有“派彆”，進行挑撥離間。在信中都是汙蔑我們的流言蜚語，說什麼解放軍大部分是俘虜兵，破衣爛衫，軍紀很差，沒文化，一打仗就開小差；中共黨員和乾部是農民出身，缺乏無產階級意識，文化水平低，不懂多少馬列主義等等。柯瓦廖夫這些胡言亂語可能是情報人員提供的，不像我們講的話。他說，毛主席去蘇聯前，想叫周總理一塊去，談中蘇條約，斯大林不同意周去。毛到蘇聯好幾天，斯不與毛談什麼，有意讓坐冷板凳、冷落。柯瓦廖夫、費德林來看望毛主席時，實際是來試探的，毛故意在柯、費麵前發脾氣，說：我來莫斯科就是為了“吃飯、睡覺、拉屎嗎？”毛主席就是想讓柯瓦廖夫向斯大林轉達的。柯離開我們駐地時，我送他們上車的，柯的表情很不好，怒氣忿忿地走了。柯、費走後，毛主席對我說：他這樣訓斥柯瓦廖夫，其目的就是讓他向斯大林反映情況，他自稱是斯大林的代表。師哲說：柯胡吹的，他不會見到斯大林的，他不能這樣說，也不敢這樣說。如果他這樣反映了，他就會受到斯大林的指責和處分的。柯將用什麼辦法擺脫窘境，還待等等看。果然不出所料，柯咽不下被訓斥的氣，寫了一封對中國很不友好的長信。這封信是毛主席訓出來的。信中提到劉少奇、周恩來親西方，高崗親蘇。其實，這種說法是沒根據的，不符合曆史事實。師哲說早在延安時期，孫平(蘇駐延安聯絡員)對整“三風”時說，主要針對王明路線，王明路線不是王明創造的，來自蘇聯。江西、陝北錯誤肅反中毛主席、高崗是王明路線的受害者。1937年，王明回到延安，毛主席致歡迎辭說：“飲水思源”，“喜從天降”。王一回來就推行蘇聯的旨意，搞右傾機會主義，高崗當著毛主席的麵說，原來以為王明帶回來什麼好東西，結果“禍從天降”，把邊區搞的烏煙瘴氣。高崗敢直言對毛主席這樣講，說明高崗心直口快，一般人是不敢針對“喜從天降”這樣講的。高崗對蘇聯“劃江而治”、“占領旅大”、掠奪東北所謂“戰勝品”等不滿。1949年代表團和斯大林會談前，高崗要在會談時提出“戰利品”問題，劉少奇沒讓講。至於建國後，隻有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首先承認、建交，中國的外交關係是“一邊倒”，不隻是高崗親蘇，中央也稱“老大哥”，是唯一的朋友。他說，柯瓦廖夫的信也觸動了斯大林，他讓莫洛托夫與毛主席試探意圖後，才帶領蘇共領導和毛主席會談，講了一些好話，並作了自我批評，不信任態度有所改變，直到朝鮮出兵，斯大林才認為中共是真的。在揭發高崗問題時，推測是高崗向“洋人告狀”，有人說高崗和蘇聯專家談了三天三夜，高說，我連俄文都不懂，談個屁！與會者聽了都發笑。高崗不承認向“洋人告狀”的事，他說和蘇聯專家談經援的事，是毛主席叫搞的，都有翻譯在場。“洋狀”是誰告的，這就不得而知了，後來聽有人說，蘇聯人一次找高崗談什麼，高未在機關，和軍區一位同誌談了很長時間，也不是三天三夜，到底談些什麼，彆人不知道。1957年，毛主席提出整“三風”(即官僚、宗派、主觀主義)，實際是針對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人的，倡道“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劉周鄧彭(真)等不讚成，毛主席堅持大鳴大放，幾經動員，開始鳴放，劉少奇指使李維漢通知張伯鈞在統戰部召開的座談會上談論，可不可在我國試行西方兩院的問題。因為章在西方去過多次，了解西方的情況。他和羅隆基原來在建國前主張第三條路線。所謂“第三條路線”(即第三勢力為民盟)。章伯鈞曾經引用過馬歇爾的一句話：“中國‘亡國’不是亡於中國共產黨。”“美國買了蔣介石這匹馬，賭輸了，還要買民主同盟這匹，可以保你贏回來。”李維漢奉命向章轉達劉少奇意見，在座談會上談了試行兩院製的事。章認為是中央的指示。師哲老人說：張伯鈞主張第三種力量可以走資本主義的民主道路，不跟蘇聯走，是建國前的主張，建國後章任部長，到1957年說這話，沒人指使，他敢講嗎？最後把章打成大右派，啞吧吃黃蓮……(章伯鈞的妻子李建生也有此說)，柯瓦廖夫的信中一些話原來事出有因的。王光美和劉少奇結婚也可能是一個原因。王光美在北平軍調部當翻譯，該部撤離時她準備去美國。經葉劍英做工作並想與王結婚，王於1946年冬到延安。1947年中央撤離延安後，王隨中央工委到河北，由安子文撮合，與劉少奇在西柏坡正式結婚。說劉少奇親西方，這也是牽強附會的一個原因。師哲說，鳴放中什麼“兩院製”、“黨天下”都放出來了，把矛頭指向共產黨。有人對《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曆史經驗》一文談看法時，說中國有沒有個人崇拜？有人說：光講王明不作自我批評，隻說高崗不作深刻檢討的一麵，“何以隻說高崗一麵而領導就沒有像樣的自我批評呢？高崗就那麼些錯誤被整死”，“硬把人整死，還扣上‘自絕於黨，自絕於人民’的帽子”。有人說：黨內就是你搞我，我搞你。“既然高崗品質不好，為什麼提拔他呢？”蘇聯有個人崇拜，中國是否也有個人崇拜？中央在有些或說在不少的問題上，就沒有像樣的自我批評，隻講“過關斬將，不講敗走麥城。”“決不能在‘個人崇拜’及其後果的看法上借機翅尾巴。”實際上把大方向轉移到毛主席本人。特彆是“兩院製”、“黨天下”鳴放出來後，引起了毛主席的高度警覺，認為有人借開門整風企圖否定共產黨的領導，把民盟引到反動的第三勢力路線上去。所以他對知識分子很反感，改變了過去對知識分子重視態度，建國後對知識分子淡化、輕視了。他認為知識分子既有突出長處，也有明顯短處，長處是知識淵博，足智多謀，弱點是多謀寡斷，謹小慎微，缺乏行動，做事畏首畏尾，條條框框太多，缺乏膽略、魅力，隻能做君子，不敢當小人。所以，他們難以獨立成大事，隻能追隨自己找尋功名富貴。真的英雄是那些有大誌、乾大事的大老粗，如朱元璋、劉邦等。毛主席想借知識分子幫助黨內整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宗派主義，結果引火燒身，遂提出反右的問題，劉少奇、鄧小平、彭真等高乾們都積極擁護，撇開整“三風”，發動反右派運動，有人說：“右派進攻是第四次反共高潮。”當時有人對蘇聯不滿，學生遊行，中央提出六條定右派的要求，其中有一條就是針對反蘇人的，有一些右派就是因有反蘇言論而定的。反右鬥爭中，鄧小平是積極的，《人民日報》全文發表了鄧小平總書記的報告。劉少奇、鄧小平找中央黨校楊獻珍談話時，問揚：你們黨校抓了幾個右派？楊說：一個也沒有。劉少奇說：“你站在右派的立場去查，怎能查出右派呢？”鄧小平更嚴厲地訓斥道：“我看你就像個右派？”楊獻珍回去，查來查去抓出兩個右派言論者，兩個右派分子，上報中央書記處，鄧小平嫌中央黨校抓的右派分子少，批評楊獻珍、侯維煜在反右中存在著“右傾思想”，彭真說：“你們兩個是不是中右的問題。之後，將楊獻珍停職，另派人主持反右運動，作出反右計劃和部署。在強大壓力下，黨校學員中有60多人被打成右派，占學員4％，丁景才、楊賡等幾人自殺；黨校工作人員有30多人打成右派，占工作人員總數6％多。據資料記載，全國定右派50多萬人，逼死很多人，株連的上下級和親屬、家屬可想而知了。”師哲老人談到周總理到蘇聯的情況說：原來斯大林不同意周總理去蘇聯的原因是，他聽原來蘇聯駐延安觀察員反映周恩來對美國有好感的人之一。毛主席到蘇聯後向斯大林提出：你是部長會議主席，簽訂有關協定，要周恩來總理來簽字，逼得斯大林同意了，周總理從東北選調一幫懂經濟的人去蘇聯，協助談判簽訂了一批協定。本來，建國後首次紅色交峰，明明是毛澤東和劉少奇意見分歧，高崗緊跟毛澤東，旗幟鮮明反對劉少奇，毛澤東卻當著劉、周麵講：高崗主要“反對你們倆”，為什麼與捷、尤談話時又要拉到要打倒他自己身上？似有故意危言聳聽，混淆視聽，給高崗栽贓，挑動互相鬥爭。高崗至死不承認他反黨、反毛主席和反對周恩來的罪過，管教組將情況彙報給周恩來，周說這是毛主席說的：“高反周”。實際上毛澤東不滿周恩來，又嫁禍給高崗，高崗反對劉少奇，又拉到他自己身上。毛澤東在他的接班人的問題上傷透了腦筋，卻一直沒有解決好。高崗依他的意圖“挪”動劉少奇位置而被打成反黨分子，最後他親自發動文化大革命打倒劉少奇。林彪被寫入黨章的接班人死後，對毛澤東打擊也不小，很長時間情緒不好。他和江青有一段對話可見端倪。他說：我們這個黨，是藏龍臥虎之處。要在這個黨裡站得住腳，要靠資曆和權力，還要靠手段和藝術。我從來是把政治鬥爭藝術化了的。如果什麼事情都讓人摸透了，你就會輸的，還有屁的政治。他針對江青一夥說，你們根本沒有體會到，我實際是在鋼絲繩上跳舞哪，一人耍把戲，千萬人欣賞，稍有破綻，就會滿盤皆輸。林彪死了，誰也不敢說就不會再出現個林彪。當然，出林彪也得有資格，沒有比林彪資格再老的人了。“我在想下一步該怎麼辦？”江青安慰說，事情已經發生了，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亂不起來，我們一定要找到合適的接班人的。毛說：你呀，太書生氣了，什麼接班人，那是一個階級，一個政黨，而不是一個人嘍。人在一定的條件下都是可以改變的，從來就沒有後成不變的，哪裡有永遠不變的接班人呢？我們政治局裡的人都沒有經過嚴峻考驗，你知道那一個就行呢？我已經老了，七十多歲的人了。田家英就是認為我的身體不好，也老了，才迫不及待地尋找退路，不惜拿上我的腦殼去向那幾個反對派請功，等我不行的時候才熱鬨哩。江青說，總有可靠的人呢，像張春橋、王洪文、姚文元就可以信賴的。毛澤東說，就算他們可以信賴，他們能鎮得住這個陣腳嗎？要靠資力和權力，還要靠手段和藝術。這正是江青曾對任弼時妻子陳宗瑛講的：毛主席在政治上，不論蘇聯和中國黨的領導人，沒有哪一個能鬥過他的縱橫捭闔的手段，斯大林也鬥不過他。在生活上，也沒有誰能鬥得過他，管得住他。毛澤東料定高崗去東北陪同蘇聯領導人可能要透露中國的消息。試探蘇聯和中國黨內的反應，似有給蘇聯打招呼，故意放風造成高崗要打倒毛澤東的印象？當然，打倒毛澤東和挪動劉少奇，無論在蘇聯還是在中國黨內外，這是截然不同的兩種反響、性質，高崗要打倒毛澤東還了得，必然遭到全黨全國共討之。毛澤東在杭州遙控指揮，劉少奇在北京抓緊起草《增強黨的團結的決定》(後改決議)，於12月底，劉少奇主持書記處擴大會議，討論通過了“決定”，並派楊尚昆送給在杭州的毛澤東。劉少奇又專電告訴毛澤東：特派人送上“決定”草案，請審閱修改並批示，還特意說“決定”草案，是經書記處討論通過的。毛澤東與正在杭州療養的林彪等交談“決定”內容。1954年1月4日，他親自主持下由胡喬木、陳伯達、田家英等幾個筆杆子一起對“決定”進行大量修改，譚政、陶鑄也參加討論修改。毛澤東親自動手修改多處。如在胡喬木等修改後的草稿中“階級是黨領導著的，黨又是由它的中央委員會領導著的”一句後邊，毛澤東加一句“黨的中央委員會和省(市)委員會還緊緊地依靠著一批忠實的有能力的高級於部”。在“黨的團結的利益高於一切，因此應當把維護和鞏固黨的團結作為指導自己的言論和行動的標準”後邊，加上“即有利於黨的團結的話就說，不利於黨的團結的話就不說；有利於黨的團結的事就做，不利於黨的團結的事就不做。”毛澤東經過思考後，決定召開四中全會，對“決定”討論通過，對於全黨教育作用更大些。他深知反對劉少奇的錯誤不是孤立的，不僅僅是高崗，有相當一批中高級乾部對劉少奇有意見，連他自己也不例外。可以說他是反對劉少奇的頭頭。劉少奇也確確實實有錯誤，在建國方針、走什麼道路和對民族資產階級、農業合作化等問題上，與他自己有分歧，甚至有抵觸，走的兩股道。毛澤東在1953年6月的政治局會議上點名批評了劉少奇，在財經會結束時的講話，批評離開總路線的右傾錯誤觀點和“資產階級思想”。雖然隻點薄一波名，也在影射劉少奇等黨內存在的離開總路線的錯誤傾向。有人說這些東西當時如果如實公開發表，在那時就可能出現一次“小小文化大革命”。有人推測，毛和捷沃說：“有人要打倒我”不光指高崗，有針對劉的含義。12月24日的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又點名批評劉少奇的“三句話”。他對這些應該記憶猶新，有據在案。鑒於此種情況，他決定讓劉少奇在四中全會作自我批評，以教育和警示全黨，也有意給劉少奇一個台階下，便於嗬護，可以擺脫毛澤東自己處於窘況境地。毛澤東親自給劉少奇寫了幾封信，對四中全會作了具體安排部署。第一封信是寫給劉少奇和書記處各同誌的。信的原文是：“少奇同誌，並書記處各同誌：”“信及決議草案收到。決議草案已作了修改，使之有根據和更明確些。參加修改的，有這裡的幾位同誌，林彪同誌亦表示同意。”“此決議似宜召開一次中央全會通過，以示慎重。中委大多數在京，不在京的少數，召開甚易，加上若乾負重要工作責任的同誌參加會議。此議是否可行，請你們考慮，如召開全會，時間以一月下旬為宜。議程可有三個：(一)批準三中全會以來中央政治局的工作；(二)決定於本年內召開黨的全國代表會議討論第一個五年計劃綱要；(三)通過關於加強黨的團結的決議。報告請劉少奇同誌做，事先寫好，有四、五千字就夠了。報告可分為三段：第一段，略敘抗關援朝，士地改革，鎮反，恢複經濟，過渡時期總路線及第一個五年計劃第一年的成績等事；第二段，為了討論和通過第一個五年計劃綱要，有必要於本年內召開一次黨的全國代表會議，並述代表已經選出，隻待文件準備好，即可召開；第三段，將關於加強黨的團結的決議草案的要點加以敘述，請求全會討論和批準這個決議，此報告有三五天功夫即可寫成，如時間許可，請用有線電發給我一看，如定於一月二十五日開會，則時間完全來得及。”“餘請尚昆同誌麵報。”全會應發一公報，將三項議程公布就可以了，其它不可公布。又及。關於第三個議程，應儘可能做到隻作正麵說明，不對任何同誌展開批評。同一天，毛澤東另給劉少奇寫了一封信。信的原文是：“少奇同誌：”“如各同誌同意開全會，於你的報告宣讀完畢後，似宜接著宣讀你已有‘準備的自我批評稿’，兩稿各有一小時左右即夠。自我批評稿宜扼要，有三四千字即可，內容宜適當，不可承認並非錯誤者為錯誤。如可能，請一並電告我一閱。”作為中國第二號人物的劉少奇，還掂量不了自我批評的字多少和錯與非錯的界限？他又不是小學生，其中的奧秘難以解讀。1月9日，毛澤東派楊尚昆帶著決議草案修改稿和兩封信返回北京。劉少奇接到決議修改稿和信，於當天召開書記處會議，決定在1月25日召開四中全會，並擬定參加會議的人員名單。會後，立即著手召開全會的準備，起草會議報告和他的自我批評稿的準備工作。責成由許力群、於光遠、何均等商量全會報告寫法。18日，毛澤東致電劉少奇，為使在各地的中央委員、候補委員及參加會議的同誌事先有所準備起見，建議將“決議”草案即日用電報發給他們閱看，如有因病因事不能到會的，請他們用電報表示同意。同時可征求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的意見，以供全會參考。又張聞天同誌宜通知他到會。劉少奇在準備全會的各項工作的同時，和周恩來分頭找曾和高崗一起工作過的張秀山、張明遠等有關乾部談話，展開旋風式的調查高崗活動的情況。這是他倆駕輕就熟的工作，進行疏導、威嚇、利誘、隔離，背靠背審問等極儘政治的、黨內黨外甚至白區工作的一切手段都用上了，夜以繼日地忙碌。康生不遺餘力，極儘“專家”之能事，挖掘、捏造高、饒“罪證”材料。由鄧小平負責主持歸整起來，並給彭德懷等人談話。1953年12月19日陳雲由北京出發，沿著高崗休假的路線，跟蹤到上海、杭州、廣州、武漢等地找林彪、譚政、陶鑄等談話，調查了解高崗的活動情況。同時，給有關領導打招呼，不要跟高崗跑，與高崗劃清界線。於1954年1月初旬完成了使命，回到北京。據《陳雲傳》裡記載，陳雲到杭州把高崗活動的情況告訴了林彪，並轉達了毛主席的意見：“林彪如果不改變意見，就與他分離，等他改了再與他聯合”。林彪聽後意味深長地說：“對這件事，主席和你比我了解。我同意。”林反問陳雲：“你想不想當黨的副主席？”陳說：“我不配，不要當。”林說：“那末除劉少奇外不要再提彆人了。”林彪還說：“高崗可能自殺。”林彪此時怎麼預感高崗可能自殺？是個解不開的迷。事實上，毛澤東、陳雲比林彪更清楚高崗活動“這件事”。有些陳雲和高崗談的事向林彪也講過的，林知道陳雲想當副主席而故意問：你想不想當黨的副主席。陳雲到上海，把他同林彪談話情況向在這的毛澤東彙報。毛問陳：“難道副主席隻要劉少奇一個？不要恩來？”陳說：“聽林不提彆人的意思，是林自己不想當副主席。”高崗靠邊站，成了整肅對象。林彪“不想當副主席”，增設副主席陳雲莫屬了。但在《陳雲傳》中，卻未提及高崗拉攏陳雲和陳雲向毛澤東揭露高崗的情況，也沒涉及高、陳互相交談的事。看了陳雲傳的人，猜測陳雲似有對高崗案有保留之意，有的人說，傳中寫不寫，並不重要，好在曆史是人民寫的，人民是認真實曆史的。高崗從他第二發跡地的東北最後一次於1954年1月初回到北京，再沒有怎麼工作。四中全會後至死前，是在作檢查、挨批鬥、管教中悒鬱、忍耐、等待、無奈中度過的。他呆在家裡，閉門思索，誰也不想見，也沒人再找他，星期六的家庭舞會早已停辦，東交民巷8號大院門上也“羅雀”了。使他萬萬沒想到和他關係最深厚、互相商量一致“想辦法”協助毛澤東解決好接班人的陳雲，向他背後捅刀子的滋味，“再也不能輕易相信人了”。他昔日的高主席政治風度、風流倜儻風采，統統蕩然無存，和自己相好的人，都成了隔離、勒令、審查的對象，有的為了保自己倒戈揭發他的“罪行”而“贖罪”獲得自由，有的竟然將自己的話嫁禍於他，自古以來，“交往深，分裂狠”。高崗自從1935年在陝北瓦窖堡監獄裡，由毛澤東“刀下留人”的命令，把他從死亡線上救了出來。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建立新中國，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鎮反，三反五反，恢複和發展經濟時期，緊跟毛澤東的戰略部署，迎著毛澤東一路讚揚聲中走上黨和國家領導崗位，朝野權位顯赫，政績馳名中外。現在一下子落到這樣一個“卸磨殺驢”的下場。他才真正感到大禍臨頭了，毛澤東躲在杭州，撒手不管，被邊遠化、打入另冊，處於孤立無援的境地。不可否認，對毛澤東的最忠誠、最親近、最愛戴的人，莫過於在危險時受過毛澤東的搭救之恩。人在難中最知恩，感恩圖報。在江西“肅反”中傅連璋被整得死去活來，據說他的兒子、女婿都被錯誤肅反整死。傅連璋被毛澤東、張聞天搭救出來，並將自己的藥部獻給紅軍，一直跟毛澤東長征到陝北，曾任中央保健局局長，解放軍衛生部副部長，授予少將軍銜，直至逝世止，真可謂“無限忠於毛澤東”的，毛澤東不論害大病，患小病，傅是事必躬親來疹治、過問。許世友將軍原是張國燾部下的一員乾將，聯係上張國燾這條關係，在延安抗大揪住過不了關，許不服氣，說毛澤東是逃跑主義者，毛不逃跑怎麼到陝北……被押出會場，是毛澤東說話才被解脫。所以他對毛澤東忠心耿耿，毛澤東逝世後，他大哭大鬨，懷疑毛主席是被人“害死”的。翻身的人民最熱愛毛主席，最懷念毛主席，對毛主席的感情最深，至今愛聽頌揚毛主席的歌曲，愛看反映毛主席的電影、電視，家裡貼著毛主席的像，毛主席的像章當珍貴的文物收藏起來。道理很簡單，他們受過毛澤東的搭救之恩，情感最深，和一些人形成顯明對照。實事求是地說，高崗對毛澤東忠心耿耿，緊跟不離。從他全部革命生涯看，毛澤東思想一脈相承。他在西北開創革命時的做法，同左傾機會主義鬥爭，和毛澤東在南方革命活動及遭受挫折，何其相似。1935年陝北錯誤肅反，正是王明路線的代表作所謂《兩條路線鬥爭》小冊子裡搬弄出來的貨色，並非朱理智等人的創造，他們隻作了背書、發揮，無論方針路線還是政策、方法，以及被整的對象和1933年江西肅反一樣的路數。解放戰爭時期和建國方略方麵，他和毛澤東的共同點：始終堅持打倒蔣介石，武裝奪取全國政權，急於建設社會主義新中國，反對走資本主義等方麵不謀而合，心心相印，從未抱過任何不切實際的幻想，這是主要的，決定性的，但也不排除毛澤東搭救他的感恩圖報的因素，也有“忠君保國”的傳統思想的影響。總而言之，在建國後總的思想理念是屬於較左，急於求成，也可以說是後來嚴重“左”傾的萌芽。劉少奇主張走資本主義道路的觀點，這不是高崗一個人不滿意，是黨不同意，工人農民不同意，廣大乾部不同意，特彆是大批中高級乾部更不同意，他們拋頭灑血乾革命，就是要消滅資產階級，建立沒有剝削、沒有壓迫的社會主義社會。這是立黨的宗旨，馬列主義的核心，也是老大哥蘇聯的經驗。在當時閉關鎖國的形勢下，隻有蘇聯的經驗可學。形勢突然變化的如此莫測，使高崗處於“天高皇帝遠”的極端困惑境地。在一籌莫展之際，他看到“決議”草案，又看到希望。他句斟字酌地琢磨。秘書對他說，從決議草案看，“主席對你還是保的”。高崗的心裡又活泛起來。他深知12月24日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雖然沒點他的名，而點了劉少奇等人的名，他心明頭清，主要是針對他自己的。他知道毛澤東的特性，允許人犯錯誤，允許人改正錯誤，不論誰犯了錯誤，隻要承認錯誤，決心改正錯誤，他就給改正的機會，希望寄予毛澤東。於是遂給毛澤東寫了一封求救信，托楊尚昆帶給毛澤東，並給楊尚昆寫一信說：“他想到杭州去一趟，當麵請示毛主席在四中全會上檢討的事。”楊尚昆將高崗的信先交給劉少奇。劉召集周恩來、陳雲、鄧小平、彭真、李富春等研究出幾條阻止高崗去杭州的措施，連高的信一並由楊帶去杭州交給毛澤東並彙報了北京研究的方案同時，彙報了四中全會準備情況。高崗在信中表示他完全擁護增強黨的團結的決議，同時承認自己犯了錯誤，說了些不利於團結的話，做了些不利於團結的事，表示要在四中全會上作自我批評。他要求到杭州向主席當麵談並商量在全會上作檢討的問題。高崗對毛澤東同意他到杭州去抱極大的希望。他以為35年被“左”傾主義者整得死去活來時，是毛澤東給他鬆了綁，放出牢；36年在患瘧疾病昏迷不醒，正在發寒發燒，毛澤東親自來看望並派傅連璋醫生來治療。這次倒黴來自右傾的威脅，“不敢碰主席”，自己成了靶子，毛澤東是知道反對劉少奇的來龍去脈，會念“陝北救中央”的舊情，同意他到杭州向毛澤東承認錯誤，商量檢討的問題，不會撒手不管的。他天天盼，夜夜盼，吃不香，睡不寧，幻想毛澤東的佳音。高崗在北京工作期間，曾多次被毛澤東召見，深更半夜，諱莫如深長談，共謀策進。現在這個“乾社會主義的男子漢大將軍”要求見一麵，請示作自我批評的問題都被高參們的阻攔下拒絕了，連封信也沒有直接回，而對劉少奇的檢討都作了具體的指點，確有點不儘二十來年“戰友”的情誼。毛澤東離京時，高崗找羅瑞卿談話，他叫羅“快去看他說什麼”。高崗要到杭州就不可以看他來談什麼嗎？正如他說的“為人沒做虧心事，半夜敲門心不驚”，難道還怕高崗來敲門嗎？高崗準備去杭州期間，有人給高崗送來一些有關劉少奇錯誤和簡曆材料，也就是被稱為的“檔案”，讓高崗轉給毛主席，他還埋怨高崗和陳雲、鄧小平“囉嗦”，他們是劉少奇他們的人，現在被他們“反咬一口”。高崗沮喪地說：他們原來都說書記處實行輪流值班製度好。後來聽說書記處要開會討論增設副主席，陳雲跑來和我談，要設副主席就多設幾個，你一個，我一個，劉、周都上，隻有劉周上，我們才能上，不然擺不平。這些話都推到我頭上，他無恥地出賣了我，真卑鄙。毛主席說，陳雲鷹鼻子，會看形勢，我不信，在毛主席跟前給他說好話。高崗接過材料無精打采地瀏覽一遍後說：沒用，一點用也沒有。毛主席批準他們派人調查，那些原先提供情況的人會被扣上攻擊中央領導的反革命罪名，投入獄牢、判刑，然後備受折磨而死。而我們也將再次受到更為殘酷的迫害。現在，看毛主席的態度吧，我已給毛主席寫信了，我想到杭州去見見他，向他說一些事。所謂的“檔案”材料主要有劉少奇曆史上的一些事和錯誤。“一八九九年，劉少奇出生於湖南寧鄉縣一個破落地主的家庭，他的祖父是一個擁有一百二十畝土地的小地主，他父親的生活水平至少在富農以上，他母親娘家也很富。”“劉少奇在保定留法預備班上學”，經費主要靠他的大哥(北洋軍閥的營長)供給。劉少奇於一九二一年人黨，蘇聯留學。不久回國後在安源煤礦活動，先在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工作，後任江西萍鄉礦區安源工會會長。一九二四年，劉拋下先妻楊氏，在安源與賀寶珍結婚。一九二五年，劉到廣州參加全國勞動大會，他擔任中華全國總工會副會長。一九二六年，隨北閥軍到武漢，在漢口湖北總工會工作，國民黨和政府遷到武漢後，劉少奇被捕一次，汪精衛卻放了他，他說：‘汪精衛還保了我一條命。’他出獄情況可疑。一九二八年，劉二次去蘇聯參加中共在蘇聯召開的第六次代表大會，當選為中央委員。一九二八年從蘇聯回國到東北任職，後到上海。一九三二年，到江西擔任“全國總工會中央執行局委員長。他在長征途中也不過是個供給科長。一九三五年一月召開的遵義會議上，他以投機手段保住了中央委員的頭銜”。“一九三六年春，劉少奇任中共北方局書記，前往北平、天津一帶搞地下工作。他由延安到白區時，公家給他一斤多金子作為費用。為了攜帶方便，他打了一付金鐲子，一個金項圈，一個皮帶圈。到白區後一起存在白區的銀行。後來回延安時，劉少奇竟把那皮帶圈和另外一件黨費等打成金鞋拔子貪汙了。”一九四一年，劉少奇擔任長江局書記，兼新四軍政委，在那樣艱苦環境中，劉每天要吃一隻燉母雞，還叫副官給他買活魚、桂子。華東黨校兩同誌給他提意見被打成“托派。”“他在華東講授《戰略和策略》時，竟說：‘外國出了個馬克思，中國為什麼就不能出一個劉克思’。”“一九四七年五月，……中央工作委員會結束，劉少奇隨後兼任華北局書記。此時在華北局中有彭真、薄一波、黃敬、劉瀾濤。他於十二月四日對馬列主義第一批學員講話時攻擊我們黨是‘爬行的馬克思主義’，黨員乾部是‘前麵烏龜爬爛路，後有烏龜跟著爬，借以攻擊毛主席’。他又在十二月二十四日的講話中說：‘現在革命形勢發展很快，出乎我們意料之外，現在不是怕太慢而是怕太快。太快了對我們困難很多，不如慢一點，我們可以從容準備’。”“在安子文的撮合下，劉少奇與天津大資本家出身的王光美結婚，王光美的乾爸爸是國民黨反動派的空軍司令，軍統特務。她本人在輔仁畢業後又到燕大當了幾年物理研究生。一九四六年國共談判執行小組撤退時(王光美是英文翻譯)，她徘徊到延安與美國之間，後來葉劍英同誌作了工作才去延安的，她與劉少奇的感情是資產階級立場為基礎的，她的乾爸爸是特務。她本人是什麼貨色，還需要進一步探討。“劉少奇先後有六個妻子，有人質問他為甚麼要結六次婚，劉公然說：‘我是公開的，沒有甚麼偷偷摸摸搞不正常的關係’。”“他唆使楊尚昆，把新結婚的王光美拉入黨內，擔任中央辦公廳秘書……”另一份材料是，“劉少奇於一九二一年入黨，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二五年在安源礦區領導工人運動，遺憾的是他配合的是陳獨秀的右傾主張，認為中國工人階級‘幼稚’，胡說什麼：‘職工運動之方針，應做各種經濟鬥爭’。這個觀點一直貫穿在他全部的活動中，始終沒有改變。在安源，他到處訓斥工人，‘瞎鬨’，提倡甚麼‘文明鬥爭’。當工人不理他那一套，舉行罷工鬥爭時，他又命令工人‘當比平時更加文明’，更‘能夠維持秩序’；並一再向反動派當局表白：‘我們的罷工，於政治、軍事不發生關係。’一九二三年，劉少奇與資本家定了出賣工人剩益的七條協約。積極為日本資本家效力(安源煤礦屬漢口冶萍公司有一半股份屬日本資本家)。當時，寰源煤礦每天平均產量是二千—百噸，而協約上規定卻要工人每天平均出煤二千三百噸以上，並且規定今後工人‘不得動輒聚眾喧擾要挾，並不得動輒罷工妨礙工作，如有此項情形，應由俱樂部負責’。後來他親自把對資本家‘聚眾吵鬨’的工人，橫加‘惡劣分子’罪名，一下子把一百四十多人開除‘俱樂部部籍’。而在他寫的《救護漢萍公司》、《整頓萍礦意見書》中，高呼‘中國國民啊！關係國民生死，國家興亡之中國最強大基礎的實業漢冶萍，要停工破產了啊！其速起救護吧！’可見他的右傾思想是多麼強烈和頑固”。“一九二五年，劉少奇到上海。當時他擔任中華全國總工會副委員長、上海總工會負責人，卻和買辦資產階級串通一氣，命令工人‘嚴守秩序’，‘隻能文明對付，不許有法外行動。’當上海二十餘萬罷工，工人在對通電中指出：要‘誓死反對對工人野蠻之大屠殺時’，劉少奇還指責工人‘此事顧及各方麵的情形，不能用武力對付。工人無良好的組織，未能將秩序辦好。’在運動高潮時期，他登報發表聲明：‘竭力歡迎、特電邀請英國工聯到上海來調查五·三十運動。’尤其可惡的是，大買辦虞洽卿以發罷工工人救濟費為名，要總工會開列花名冊。劉少奇馬上答應，果然把一份‘確實完備的名冊’，送給虞洽卿，實際上是搞罷工工人的黑名單，致使大批工人被開除、逮捕。”這份材料高崗曾看過並批一段話：毛主席早就指出：舊中國無議會可利用，沒有組織罷工的合法權利，我黨的任務是引導工人為最後奪取政權而奮鬥。劉少奇一直叫嚷，“我們應該進行合法鬥爭，千萬不可犯法。”從此也可以看出，劉少奇多年來所推行的路線同毛澤東的論述，千真萬確是格格不入的。此時便是劉少奇至今還在主張的右傾路線的曆史根源。再一份材料是：“一貫自稱‘白區工作正確路線的代表’的劉少奇，實際曆史怎麼樣？請看：一九二五年‘五·三十’運動後，上海工人階級英勇奮鬥，劉少奇先是百般阻撓、破壞，後來見勢不妙，就借口‘養病’，臨陣脫逃。同年十一月，他從上海回到長沙，不久在長沙被偽湖南省省長、大軍閥逮捕。奇怪的是，許多被捕的共產黨員都慘遭殺害，而他這個聲名顯赫的要員卻被釋放了。他匆匆忙忙離開湖南到了廣州，又開始了新的投機生涯。”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敗後，毛主席在井岡山開辟了武裝鬥爭的勝利曆程。劉少奇在東北奉天搞他的所謂的‘以全國範圍來說還是占著主要地位的白區工作。’一九二九年，擔任滿州省委書記的劉少奇，在奉天被捕，後來又奇跡般地出獄後，曾給當時逮捕他的張作霖寫信，稱張是他的‘再生父母，將來我有生之日，就是我戴德之年’。他是怎麼出獄的，可想而知。一九二七年蔣介石叛變革命，對我黨實行大屠殺之時，劉少奇跑到湖北，以全國總工會副委員長的身份，指示湖北省總工會向國民黨政府交出了武漢工人糾察隊的幾千枝槍，甚至連勞動童子團的木棍也收繳了。他還對彆人說：“‘現在把武裝解除了，槍枝也交了，我也放心了。’不久，這些繳了械的工人糾察隊，遭到了國民黨反動派的血腥鎮壓……”這些材料，是誰受意搞的？有資料說，毛澤東曾讓高崗查看劉少奇在奉天出獄的情況，高崗指使張秀山落實人去搞的，到底是誰搞的，水分大小，難以斷定。但是，材料未成挪劉少奇位置的東西，而成了他們自己的反黨的“罪狀”。然而，又成為十來年後文化大革命中打倒劉少奇的“炮彈”。這些東西是真是假，局外人既信又不信，說它是真的，批高崗時說是他為“篡黨奪權”而“無中生有的造謠誹謗”。說它是假的，時過十來年，又成了打倒劉少奇的炮彈，並且有些竟成了“叛徒、內奸、工賊”的定性“罪證”。高崗、劉少奇兩案是一人主持專案組定的，劉少奇案平反又被推倒。為了政治鬥爭的需要，這組材料先後翻了幾次燒餅，真是令人不可思議。毛澤東接到高崗的請求信，並聽了楊尚昆對劉少奇等研究的方案彙報後，於1954年1月22日，召集胡喬術、羅瑞卿、楊尚昆等一起研究劉少奇等的“建議方案”和處理高崗的方針。楊尚昆日記裡說：“（1）幾位主要同誌不衝，可保證。(2)到會人不衝，事先打招呼好，這可以。(3)他攻彭真不要緊，可解決。(4)他(高)攻劉，自己拉開，牽涉人多(可能不大，但準備著)。則會期拉長，開小會，報告主席，甚至需主(席)回(來)處理。”陳毅說：“無改悔之心，有蒙混之意”。陳雲提出四中全會後兵分兩路夾攻，隻要掌握到資料，就不怕林彪等當高崗的說客。毛確定談話方針：“聽他(高)說，避免‘對質’。按決議精神‘自我檢討。’對具體事實不深究，講到彆人，暫不深問。應作檢討，一次不好，二次可以；這次不好，以後還可以說。”會議方針：“照主(席)指示，隻作正麵說明，說話人不要太多，開兩天，不對任何同誌展開具體批評，高(崗)之目的在於‘過關’。先打招呼是可以達到‘和平會議’的”。依據劉少奇等提出的高崗去杭州“不好處理”，主席回來“也不好處理”的建議，確定采取給劉少奇的電報中間接回答了高崗的要求。毛澤東的電報中進一步指明了四中全會對高崗的具體方針。電報原文是：“劉少奇同誌：”“楊尚昆同誌到此，收到所需文件。並收到高崗同誌的一信。高崗在信裡說完全擁護和讚成關於增強黨的團結的決議草案，並說他犯了錯誤，擬在四中全會上作自我批評，想於會前來這裡和我商量這件事。我認為全會開會在即，高崗同誌不宜來此，他所要商量的問題，請你和恩來或加上小平同誌和他商量就可以了。關於四中全會開的方針，除了文件表示者外，對任何同誌的自我批評均表示歡迎，但應儘可能避免對任何同誌展開批評，以便等候犯錯誤同誌的覺悟。這後一點我在一月七日致你和書記處各同誌的信中已說到了。如你們同意這個方針，就請你們據此和到會的同誌事先商談並和高崗同誌商談他所要商談的問題。尚昆同誌留此幾天回京。此電請送高崗同誌一閱，我就不另複信了。”毛澤東對四中全會的方針製定，是沿用第七屆黨代表大會的方針：隻正麵批評，不點名。這個是正確、是團結、勝利的方針，讓犯錯誤的人在工作中改正錯誤，不再重犯。劉少奇看到毛澤東先後來信、來電對全會方針和措施，感到對高崗是在保護。“不對任何同誌展開批評”，“等候犯錯誤同誌的覺悟”，自然主要是指高崗。之後，他召集周恩來、鄧小平等開會，把電報轉給他們看後，麵麵相覷。都感到毛澤東對高崗有鬆動的意思。劉少奇向周恩來說：“你看怎麼辦？”周恩來說，我們把高崗的問題集中在“政治上”和“人事”問題上，已掌握的材料表明他的錯誤很廣泛，在生活作風、人事上都有嚴重問題。如果全體中央委員都知道了高崗的問題，肯定會揭發出大量的罪行。鄧小平堅持要在全會上點名批評高崗，已經叫起草了他們的材料，會議不能隻字不提，起碼叫大家知道“決議”是針對他的。高崗反複看了幾遍毛澤東給劉少奇的電文後，領悟到毛依靠的是劉少奇那股力量，但仍覺得還沒有完全拋棄他的意思。他主動上門向劉少奇作自我批評檢討，還向周恩來、李富春作了檢討，承認了錯誤。1954年1月25日，按毛澤東的“談話方針”，劉、周、鄧集體給高崗談話。劉少奇首先說，高崗同誌，你給毛主席寫信，要到杭州商量你在四中全會上檢討的問題，電報你看了，有什麼話在這一塊談談。高崗說，最近主席強調黨的團結問題，提議起草增強黨的團結的決議，我完全擁護。在團結的問題上，我犯了錯誤，說了些不利於團結的話，做了些不利於團結的事，犯了自由主義錯誤，準備在四中全會上作自我批評。劉問：你所犯的錯誤，主要在哪些方麵，是什麼性質的？“我的錯誤，前幾天不是找你談過，作了檢討嘛。”高崗答。劉少奇對高崗認識錯誤表示歡迎，同時指出對錯誤認識很表麵，避重就輕，隻承認說話隨便，容易走火，犯了自由主義，是遠遠不夠。周恩來說，不僅僅是自由主義，你在背後散布少奇同誌的流言蜚語，這是什麼性質？你到處擴散那個名單，說毛主席說某某是“惡霸”，毛主席信任你，不信任少奇和我，這也是自由主義，是說話隨便嗎？你應該把自己思想深處不健康，肮臟的東西都抖出來，這樣“才是有價值的自我批評”。“我有驕傲自滿，自以為是，脾氣不好，簡單粗暴，不容易聽進彆人的批評……”高崗說。鄧小平說：“毛主席說有人在組織自己的司令部，刮陰風，燒陰火，是股地下水。你對此怎麼看？是不是指你的問題？”高崗說：“我不否認毛主席說的有針對性。但是我可以保證，我沒有組織自己的司令部，也沒有刮陰風，燒陰火”。鄧小平說：“你跟陳雲講，要設副主席就多設幾個，你一個，我一個，這是不是搞地下活動？”“正相反，這話不是我說的，是陳雲主動提出多設幾個副主席，叫我當的！他也想當副主席。”劉少奇憤憤地說：“你這是誣陷！”高崗說“你怎麼知道是誣陷？你在場嗎？兩人說話你怎麼清楚？”這就反映出來誰“反咬一口”誰的問題很難斷定了。高崗至死未承認“你一個，我一個”這句話是他自己先講的。原來規定和高崗“談話方針”裡要求“避免對質”、“具體事實不深究，講到彆人，暫不深問”，“陳雲不參加為好”，結果未出所料“你一個，我一個”這一炮沒打響，使談話陷入僵局。對質的第一個具有“搞地下活動”反黨篡權實質性的“罪狀”被高崗否認，揭發此事的陳雲不在場，誰也不好再說話。還是周恩來機靈、世故，打破尷尬局麵。他說陳雲和高崗的事先談到這裡。希望高崗同誌應從思想深處找根源，作一個像樣的、深刻的、大家通得過和毛主席滿意的自我檢查。高崗對周還是尊敬和信任的，他以緩和的口氣表示，準備深刻認識自己的錯誤，在四中全會上作像樣的檢討。劉少奇當即表示歡迎，緊張局麵氣氛鬆動下來。高崗以商量的態度，征求如何作自我批評的問題。這是高崗要到杭州和毛主席商量的主要事情。他說作書麵的自我批評還是口頭的？自我檢討後還討論不？劉少奇說，恐怕要作書麵的。自我批評不僅你要作，我也要作呢。高崗同誌，你比我強，你是主動向主席要求在全會上作自我批評，我是主席要我在全會上作自我批評的。在這點上，我要向你學習。至於討論不討論，這是細節問題，視情況而定吧。整個會議的具體開法，還要請示主席確定。高崗認為隻作口頭檢查可以放開講，不要印成文件，也不必討論了，討論搞不好會形成對人的批評。主席在“電報”裡說，“避免對任何同誌展開批評……。”高崗提出這一點，意在強調按主席指示辦，不完全是怕批評他自己，因為劉少奇、周恩來也要在全會上作檢討的，當然他知道自己是主要檢討、批評的對象。鄧小平說“等候”不是袖手旁觀，犯錯誤同誌不“覺悟”還是要幫助，批評也是一種幫助嘛。粗獷、暴性子的高崗忍氣吞聲，自感“英雄失勢任人欺，鳳凰落架不如雞”。也不好再說什麼，況且毛澤東指定劉少奇、周恩來也在全會上作檢討，不單單是他一人檢討。毛澤東通過熱線電話給周恩來打招呼：這回批評高崗、饒漱石，這並不意味你和少奇同誌沒錯。我建議你們在開中央全會時，也作一下自我批評，“叫檢查也可以。不要一種傾向掩蓋另一種傾向，你看呢？”周說：“堅決遵照主席意見辦。主席在重大問題上支持我們，我們一定不辜負主席的期望，起碼不使主席為難。”高崗對鄧小平恨透了，他既不是政治局委員，也不是書記處成員，隻是個政務院的副總理，計委委員，比自己整整低一級，堅持批評幫助，不願執行主席指示，實在咽不下這口惡氣。同時他已知道鄧向毛澤東告他的情況裡有水份。劉少奇、朱德、周恩來、陳雲、鄧小平等集體給饒漱石談話，讓饒漱石交待和高崗搞地下活動的事實，沒有撈到什麼東西。1954年1月底，中央書記處正式決定，2月6日至10日召開四中全會。出席中央委員、候補委員和列席黨政軍、人民團體主要負責乾部共110多人。劉少奇主持會議。會議按毛澤東規定的三項議程進行。劉少奇向全會作了報告。報告的重點是第三部份即增強黨的團結。報告首先說：“毛澤東同誌在1953年12月24日的黨中央政治局的會議上提出了關於增強黨的團結的建議。政治局一致同意了毛澤東同誌的建議，並根據他的建議起草了《關於增強黨的團結的決議》草案，現在提交黨的七屆四中全會討論。”劉少奇根據決議的重點，著重講了加強團結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當前不團結的表現及危害性。他說，我們黨的外部和內部有些什麼不利於團結並且還沒有引起全黨注意的東西，因而中央必須提出“警號”，以便及時地動員全黨的努力來克服橫在我們前進道路上的任何“危險”呢？“中央政治局當然不是無的放矢，而正是考慮到目前黨外黨內的具體情況，才認為有向全黨著重提出這個問題的極大必要。”第一，帝國主義的包圍仍然存在著。第二，我們正在進行社會主義改造，逐步地消滅剝削製度，消滅依靠剝削製度生存的剝削階級。“將被消滅的和已被消滅的階級中的堅決反革命分子必然和帝國主義相勾結，共同進行反革命的破壞活動。而這些敵人的破壞活動的首要目標，就是我國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和社會主義改造的領導力量，就是我們的黨，我們黨的團結。”對於這一點，我們之間是否都認識清楚了，是否沒有不同意見呢？政治局認為，並不是所有中央委員和高級乾部對於這個問題都認識清楚了，也並不是沒有不同意見的。政治局認為應當嚴肅地指出：對於黨最危險的，乃是敵人在我們黨內製造分裂，製造派彆活動，利用某種派彆，作為他們代理人的危險；因為敵人同樣明了這個真理，“堡壘是容易從內部攻破的”。他說：中央政治局認為我們黨的團結的狀況，是有缺點的，我們不應當諱疾忌醫，不應當隱藏矛盾，而應當揭露和克服這些矛盾，隻有這樣，“才能使黨的團結真正得到增強，才能使敵人失望”。“決議”草案所指出的黨的缺點值得我們在座所有同誌的深刻注意，值得省、市委員會以上的“負責乾部和武裝部隊的高級負責乾部的深刻注意，值得全黨各級組織的深刻注意。”劉少奇在講到當前存在的問題時，指出：“在我們黨內的某些同誌中有一種說法做法是錯誤的，他們認為隻要他的意見自以為是對的，就可以不遵守黨的民主集中製和集中領導的原則，不受黨的紀律的約束，就可以不服從領導，不按黨的章程辦事。這些同誌應當認識違反黨的民主集中製，破壞黨的紀律，就是破壞黨的團結，而破壞黨的團結，就是破壞黨的最高利益，危害黨的生命。因此，這些同誌必須深刻認識他們這種說法和做法的錯誤，並且立即改正這種錯誤的說法和做法。”“對於那種有意破壞黨的團結，而與黨對抗，堅持不改錯誤，甚至在黨內進行宗派活動、分裂活動和其它危害活動的分子，黨必須向他們進行無情的鬥爭，給以嚴重的製裁，甚至在必要時將他們驅逐出黨。因為隻有這樣，才能維護黨的團結，才能維護革命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全會對劉少奇的報告進行討論。劉少奇、周恩來、高崗、饒漱石、彭德懷等人在會上作了自我批評。劉少奇主要檢查了天津講話、和平民主新階段、土地改革和對農業合作化的錯誤；饒漱石檢查了和安子文、陳毅的關係等方麵的問題。高崗當然是重點作檢查的對象，他對自己的自由主義、本位主義、驕傲自滿和思想作風方麵的錯誤進行了檢查。他說：我思想上有自由主義，在不同場合，說了些自由主義的話，這是很不好的。我對中央的個彆同誌，有些意見，有些情緒，但我不顧影響，在一些不適當的場合發過牢騷，有些問題提得不正確，這是很不應該的，這是違反了組織原則的行為，我還有地方主義、本位主義思想，心中缺乏全局觀點。我常常過分強調局部利益、本地區、本部門的利益。我有驕傲自滿情緒，有時還表現得比較嚴重。思想總覺得自己正確，覺得自己有能力，有水平，辦事果斷。也覺得自己對革命有功，從老區來，一槍一彈打過來的，一步一個腳印走過來的，很不容易。抗戰結束後，開發東北有功，建國以後建設東北有功。抗美援朝打響以後，又對支前有功。總之思想驕傲了。在作風上有不民主的東西。作風上的不民主，根子就在思想上的驕傲自滿。認為既然自己水平高，能力強，還要婆婆媽媽商量來商量去乾什麼，拍板就完了。這樣不僅在工作中挫傷了同誌的積極性，也給工作造成了一些損失。由於驕傲自滿，作風不民主，就總是愛聽表揚的話，不愛聽批評的話。這些東西，都是作風不純，希望能夠聽到同誌們更多的批評，以便提高認識，在今後工作中改正這些缺點，糾正這些錯誤。他在檢討發言中強調團結的重要性，說“我們黨團結的基礎是馬克思主義，團結的軸心是黨的領袖毛澤東同誌為首的黨中央……”全會上，共有40多人發言，都表示擁護“決議”。大家發言中沒有點誰的名，有的作了批評和自我批評，但主要矛頭是針對高、饒的“錯誤說法和做法”，指控他們攻擊中央領導，什麼分裂黨中央，野心家等等。鄧小平發言時，首先為劉少奇的檢討作了解釋，“全國財經會議以來，對少奇同誌的言論較多，有些是很不適當的”，我所聽到一些傳說，不大像是批評，有些是與事實不相符合的，或者是誇大其詞的，有的簡直是一些“流言蜚語，無稽之談”。對待資產階級問題，我沒有見到少奇同誌在天津講話的原文，但是據我所聽到的，我認為少奇同誌的講話是根據黨中央精神來講的。“是起了很大很好的作用的。”雖然在講話當中個彆詞句有毛病，但主要是起了“好作用的”。他對富農黨員問題作了解釋。對於“工人階級半工人階級領導革命”的問題，他解釋說：在提法上當然是不妥當的，可是這裡並沒有涉及黨的性質問題。有些流言蜚語是超過了批評與自我批評的限度的，有些變成了無稽之談或隨意誇大，這種現象值得我們注意的。他說：驕傲一定會使黨團結受損害，使革命事業受到損害。對於每個共產黨員來說是一種腐蝕劑。它可以引導個人主義發展，把一個滿腔熱忱的勤勤懇懇為人民服務的共產黨員的高貴品質喪失掉，而墮落到“最卑鄙的個人主義方麵去。”“談天之功，將上級的正確領導，其他同誌各方麵的努力，統統算在自己身上……”鄧小平對劉少奇的檢討解釋以後，針對高崗的問題講了一段後，也檢討了自己搞分散主義“有份”的問題。陳雲發言說：我們黨有可能出現張國燾這類人物搞分裂主義。過去出過張國燾，以後是不是還有李國燾、王國燾呢？“決不能說沒有。”“革命勝利了的國家，更容易出。現在比起秘密工作和在山溝裡打遊擊的時代，更容易出野心人物。”“起初是乾革命來的，以後是革命加做官，既革命，又做官。後來官越做越大，胃口也越來越大。”“有人就隻想做官，不想革命了，把革命忘光了。”“我們黨內可能出現分裂的危險”，出現了野心人物的時候是可能鬨不團結的，甚至可能鬨到黨的分裂。“出現了李國燾、王國燾也容易把他揭露。”陳雲發言轉了一個大彎子，雖然未點高崗名，實質上是把高崗和張國燾劃等號。張國燾是個什麼人？高崗最清楚，出席四中全會的人都清楚，陳雲更清楚。張在陝甘寧邊區政府當副主席時，高崗是邊區保安處長兼保安司令、政委。張逃跑投敵後，高崗參加過批判張國燾的會。張國燾不僅和毛澤東走的是兩條路線，長征中毛澤東要“北上”，張國燾要“南下”，張還另立中央，他的組織決議公開宣布“撤銷毛澤東、周恩來、洛甫(聞天)、博古的工作，開除中央委員及黨籍”並“下令通緝”。張浩(林育英)從蘇聯回到陝北，利用共產國際的名義，逼迫張國燾才取消了第二中央，開始北上會師，1938年張國燾借去祭奠黃陵為名逃跑投敵，當了國民黨的特務。高崗一沒反毛澤東且還一心跟著，二沒另立中央，三沒當敵特，他隻反對劉少奇堅持走資本主義的右傾思想，這是完全不同的兩種性質，怎麼能把他們等同歸類呢？再無限上綱也不能上到那樣的高度，未免太過分了。周恩來說：毛澤東同誌和中央政治局向全黨敲起警鐘，反對任何共產黨員由滿腔熱忱地、勤勤懇懇地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高貴品質墮落到資產階級卑鄙的個人主義。這是從蘇聯共產黨、各國共產黨乃至我們黨自己的曆史中吸取教訓而得出的結論。他說：我們的黨已是勝利的黨、執政的黨，因為黨中央和毛澤東同誌在全黨和全國人民中的威信又是這樣高，所以“個人主義的反黨活動已不甚可能以公開麵目反對黨的領導，而會是躲藏在黨的正確路線的旗幟下，利用某些領導的缺點和個彆錯誤以及黨內某些不同的意見，進行暗中挑撥和散布流言，有時更假借名義，進行非法活動，以便達到個人企圖。”“這樣的乾部就會一步一步地發展成為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野心家。”“我們黨內目前主要的危險就是資產階級個人主義思想。”“其危險性最大，因為就他的地位、權力、威信、影響來說，最容易生長出個人主義野心，對黨、對共產主義的事業也就危害最大。”周恩來說，對犯了不利於黨的團結的嚴重錯誤的人初步檢討是值得歡迎的，並指出：“還不完全，還不深刻。”“應該努力反省。”周恩來就“分散主義”等也作了自我批評。鄧小平、陳雲、周恩來的批判發言中，什麼“卑鄙的資產階級個人主義”、“李國燾、王國燾”、“資產階級個人野心家”、“暗中挑撥”、“個人主義反黨活動”、“非法活動”、“爭權奪位”、“搞分裂”、“極端危險”等等詞句，自然是針對高饒他們的。在四中全會上，要說檢查不深刻，幾個重點人的檢查都不深刻。高崗心存僥幸，自我批評不算深刻，企圖爭取大家的諒解，相比之下，比彆的檢討深刻的多。全會最後一致通過《關於增強黨的團結的決議》。決議共分四個方麵。第一，主要強調團結的重要性。指出“黨的團結，工人階級的團結，勞動人民的團結，全國人民的團結，是革命勝利的基本保證。”“工人階級是由黨領導著的，黨又是由它的中央委員會領導著的，黨的中央委員會還緊緊地依靠著一批忠實的有能力的密切聯係群眾的高級乾部。因此，黨的中央委員會和省(市)委員會以上的負責乾部和武裝部隊的高級負責乾部的團結，尤其是決定革命勝利的最主要的關鍵。”帝國主義者和反革命分子破壞我們的最重要的方法之一就是首先破壞我們黨的團結，並在我們黨內尋找他們的“代理人。”特彆是鑒於在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後，黨內一部分乾部滋長著一種極端危險的驕傲情緒，他們因為工作中的若乾成績就衝昏了頭腦，忘記了共產黨所必須具有的謙遜態度和自我批評精神，誇大個人的作用，強調個人的威信，自以為天下第一，隻能聽人奉承讚揚，不能受人批評監督，對批評者實行壓製和報複，甚至把自己所領導的地區和部門看作個人的資本和獨立王國；鑒於這一切情況，中央認為，當然我國實行社會主義改造的緊要的曆史關頭，有極大的必要來喚起全黨同誌更加注意提高革命警惕性，更加增強黨的團結。第二，要求全黨高級乾部在自己的工作中應遵守的“六條”規定，主要強調，要把維護和鞏固黨的團結作為指導自己言行的標準，有利於黨的團結的話就說，不利於黨的團結的話就不說，有利於黨的團結的事就做，不利於黨的團結的事就不做；黨的團結的唯一中心是黨的中央，必須把任何地區、任何部門的黨的組織及其它工作看作是在中央統一領導下的整個黨及其工作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對任何派彆思想，小團體習氣、地方主義、山頭主義和本位主義，反對任何妨礙中央統一領導，損害中央的團結和威信的言論和行動；嚴格遵守民主集中製，嚴格遵守集體領導的原則，必須堅決反對分散主義和個人主義，反對把自己領導的地區和部門當作獨立王國，反對把個人放在組織之上，反對不適當地過分強調個人的作用，反對驕傲情緒和個人崇拜；全黨高級乾部的重要政治活動和政治意見應該經常向所屬黨組織報告、反映，特彆重大者應直接向黨中央的政治局、書記處或中央主席報告和反映；如果避開黨組織和避開中央來進行個人的或小集團的政治活動，避開黨的組織和避開中央散布個人的或小集團的政治意見，這在黨內就是一種非法活動，就是違反黨的紀律、破壞黨的團結的活動，就必須加以反對和禁止；全黨高級乾部應根據增強黨的團結的原則來檢查自己的言論和行動，凡是不利於黨的團結的言論和行動都必須改正；對於任何有損黨的團結的言論和行動應當進行批評和鬥爭。第三，黨的團結必須在馬列主義和正確的政治和組織原則的基礎上團結，發展黨內民主，堅持批評與自我批評和治病救人的方針。第四，主要強調黨和武裝部隊高級負責乾部的團結為主要對象，是全黨團結的關鍵。四中全會結束前兩、三天，劉少奇、周恩來在劉少奇家裡召見尤金，從傍晚談到午夜以後，主要介紹高、饒反黨“罪行”以及揭露高饒問題前後和四中全會的鬥爭高崗的過程、高崗問題的性質、處理的方針，並強調說明對高崗的反黨問題不認真嚴肅處理，對黨是極其不利的。周恩來講了高崗12條“罪行”(在高崗問題座談會上發言提綱》歸納成10條)。尤金隻注意聽，沒提任何問題，也不作筆記，在聽介紹中偶爾驚歎地說：“試想想？”“試想得到嗎？！”師哲回憶說，尤金是政治家、哲學家，他看尤金抱有“懷疑”態度。因為，尤金在杭州會見毛澤東時聽毛說有人要“打倒”他自己，聽周恩來介紹，沒有“打倒毛澤東”的事實言行。